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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逃难那时候⋯⋯」
在我家，妈妈说的不是三只小猪、龟兔赛跑这类的童话故事，而是辗转住到别人家，那家人如何慷慨施舍，在她上学的课本夹了钞票、救济其他难民、最后仍是家道中落⋯⋯这些故事没有道理可言。等到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有了更多细节，问她那些没有亲戚可以投靠的难民有多少，「大概可以睡满一个小公园。」我母亲一家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乡下到了城镇，再到了首都雅加达，但也有人搭船去了上海，总算回到华人的地方，却在几年后遇到文革。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的亲戚透过印度尼西亚的亲人连络上我母亲，原来他的女儿嫁到台湾，在许多人眼中是个陆配了。看得出来日子很辛苦，但为了来见失联已久的亲戚，她们带着大红袍茶叶、干贝等昂贵的伴手礼。
我采访其他印度尼西亚华侨和他们的孩子时，他们都记得这场逃难，有人是当地望族，让家仆与收买的警察守住家门，保护当时军事强人苏哈托的政敌，让对方顺利逃往新加坡⋯⋯简直像是《冰与火之歌》的情节，但要不是我问起，他们可能也不会跟其他人说。
《杀人一举》是纪录片导演欧本海默在2012年上映的作品。经由他的镜头，我才发现这场逃难有个官方的名字：930事件，因为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一场流产政变，其后苏哈托开始反共大清洗，结果不论是印度尼西亚或华人，有许多工会、知识分子和反对政党，因为清共的名义被杀害或失踪，估计有五十万到三百万人受害。
导演想找到这些受害者，但就算过了五十多年，还是没人敢出面受访，因为那些加害者至今还是他们的邻居，有权有势，被社会当做英雄来看待。还有人想为自己杀人的辉煌记录拍片，告诉大家他怎么用铁丝绞紧受害者的脖子。这场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屠杀，我却从来不曾听印度尼西亚的亲戚谈论，就像纪录片中的人们从不过问。
在苏哈托统治的三十二年间，禁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华人全面采印度尼西亚文姓名，不得担任公职。近年来，钟万学在众所瞩目的情况下做了雅加达市长，最后却因为种族冲突而下台。显然种族仍然是在印度尼西亚难以跨越的障碍。我的表弟不会说他父母的母语（福建话、客家话），而我也不会说印度尼西亚语，彼此只能用英文沟通。问他是否有印度尼西亚朋友，他也说没有，从小读天主教学校，住在有栅栏的小区，去买个东西也能发现当地市集分为华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店家，好像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
2014年的《沉默一瞬》，终于有一个叫阿迪的验光师出面，去质问现在做威做福的凶手。但他的哥哥死了，母亲很沉默，父亲失智了，大家都说过问这些事有什么用呢。更糟的是电影上映后，导演被印度尼西亚政府禁止入境。露脸的阿迪也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我只知道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组织很强悍，也只能祈祷这份强悍足以保护他。
印度尼西亚许多有关当时的文件被隐匿、毁坏，就像台湾的政府机关没有义务或规定提供这些文件，所以真相始终未明。2007年时人权委员会首次展开调查，2012年公布了第一份报告。2014年参选的总统佐科威，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转型正义始终没有正面响应，直到2017年，美国中情局的文件显示，当时美国政府确实提供了支持。2007年开始，每周四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府前，有1965年930事件、1988年学生运动等的受害者及家属，带着黑色雨伞和罹难者照片发动「周四集会」，要求政府调查、公开侵害人权的历史。但今年的总统大选，印度尼西亚人民依然只有两个选择：寻求连任的佐科威和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显然军事力量大于人权的重要性。
我们在家看了纪录片，我妈一贯像她平常一样边做家事，边看影片。（她没空也没兴趣在电影院中连续坐着六个小时。）她说她记得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但纪录片地点的是棉兰，并不是她的家乡Andjongan，她逃了几十年，也从未与加害者对质，很难说谁才是对的。然而今年秋天，我们说要重返加里曼丹老家，外公过世多年，外婆也失智了，其他亲戚纷纷说那里没什么好玩，没有漂亮的沙滩、华丽的购物中心和好吃的食物，那里对他们来说，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还远，远得像是生命的尽头，他们眼中还是藏着深深的恐惧，以及历史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