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水温太高，会让女人性冲动！」――残酷的「割阴」背后，埃及真实的社会问题

「尼罗河水温太高，会让女人性冲动！」――残酷的「割阴」背后，埃及真实的社会问题

人在开罗时，我常在傍晚时带著爱丽儿和娜塔莎在家里花园玩。我们有架秋千和一点其他玩具，女孩们就在蜘蛛网大门和高耸砖墙围起来的狭小空间里跑跳。门外则是熙来攘往的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与伊斯梅尔．穆罕默德街（Ismail Mohammed）。这个地方感觉就像绿洲：一座小岛上的一小块地，被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包围著。

一天下午，萨伊德过来，我们聊了半晌，女孩儿则在旁边玩。他随口问我有没有计划让她们割阴。我望著在蜘蛛网大门边挖土的爱丽儿和娜塔莎――她们才 3 岁。

「不考虑，」我说，「美国没有人这样做。这样违法。大家都觉得这很可怕，对女孩很不好。」

「割阴在这里也违法，但大家还是照做。」他说。

埃及「割阴」违法，但依然盛行于民间

穆巴拉克当局在 2008 年禁止割阴，但这种习俗依然普遍。到了 2015 年，由埃及卫生人口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出资的一次调查估计，15 岁至 49 岁间的埃及女性有 90% 动过这种手术，过程中会部分或完全割除外阴。

反对这种习俗的人将之称为「女阴残割」，而埃及人通常是在孩子年纪在 9 至 12 岁之间时进行手术。手术极端疼痛，有时候女孩子还会因为并发症而残废，甚至死亡。长期影响还包括囊肿、泌尿问题和生产时并发症的风险。这种作法完全没有正面效益，似乎是因为割阴会减少女性性交的乐趣，所以才让男性主导的社群对此趋之若鹜。

我问萨伊德，他该不会打算要她的女儿动手术。

「没错。」他说。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不该这么做。

「我们必须这么做，」他说，「不然女人会为『dakar』疯狂。」 这个字的意思是「男人」。他接著说，「她们会在家外头到处跑，追男人。」

后续我陪萨伊德再去他母亲老家的旅程中，这个话题又出现了一次。我们和他的两个外甥坐在客室，其中之一不久前结了婚。忘记是谁提到女性割阴，于是我便问起法律是否会对村民造成阻碍。

「法律没有影响。」表亲说。他表示，医院如今已经不能动这项手术。「但还是有医生愿意开刀，」他说，「换成他到你家动手术就好。」

我问，为什么民众觉得这种手术有其必要。

「水很烫。」他说。据他解释，尼罗河的水温太高，会让女人发展出强大的性冲动，手术是控制她们的必要手段。

图／Unsplash
《古兰经》中无根据，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反对

这个社会议题让里法阿特大动肝火。我们在课堂上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开始抓狂，抱怨心态传统的埃及人有多么愚蠢。他认为，迷信、性别歧视、宗教、贫穷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让女孩受到的残害被遮掩得完全看不见。

割阴原本是非洲部落习俗，后来却在包括尼罗河沿岸在内等许多地方根深蒂固。进入现代，埃及伊斯兰主义者把割阴当成信条加以提倡，或许是因为这是控制女性的另一种方法，但这《古兰经》里却找不到根据。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鲜少进行这种手术，沙乌地阿拉伯与其他波湾国家的保守派对此也相当反对。不过，埃及人的这种习俗并不限于穆斯林，也有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残割自己的女儿，情况在南方尤甚。

政府对抗割阴手术的行动在受过教育的开罗居民间取得重大的成果。但在非法棚户区，民众的观点与看法依旧与家乡的人相去不远。这种现象有部分是地理形势的作用。埃及沿单一河谷发展的状况让交通相当便利，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距离开罗 3 小时车程之内的地方。

像萨伊德这样的人很容易就能跟家乡保持联系――无论何时，他跟自家人出身的农村从未距离超过两小时以上的车程。开罗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上埃及与其他乡村来的大量居民，已经把首都从城市变成巨型乡村了。

埃及经济结构中，永远缺席的女性

我时常想到中国的流动方式与埃及有多么不同。我住在中国的那几年里，有超过 1 亿 5 千万中国人离乡背井，相当于世界史上最庞大的农村人口移入都市现象。移工如洪水般流入都市，但他们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这些城市转变为乡村。中国的结果完全相反：这些城市把移工变成了都市人。

无独有偶，中国有些情况也可以用地理形势来简单解释。中国版图大小与美国相当，早期发展聚焦于东南沿海城市。对多数移工来说，这是一段迢迢远路，他们通常一年只会返乡一次。鲜少有中国人能像萨伊德的模式，一日往返与亲戚见面。

到外地工作的中国人通常会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在工厂里做事，睡在宿舍里，任职的工作有明确的内容与稳定的上下阶级。工作条件也许很糟糕，很剥削人，但整个产业的环境也教会人们什么叫「制度」与「程序」。农村的时间观已经过去，工人学会看时钟生活。夜校和商业课程在工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为教育能帮助工人晋升为管理阶级。

图／Shutterstock
女性同样会参与这个过程――事实上，女性移工人数一般都比男性多，因为多数的工厂比较喜欢聘女员工。久而久之，他们的想法与观念渐渐受到同事、室友与媒体所影响，而不是家乡的长辈。宗教对这段过程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识字与否则有：基本上，所有中国移工离开家乡时都已经识字，这也让他们更快吸收新观念。

这一切同样少不了强大的经济与教育根基。大规模人口移动始于 30 多年前，而中国在这 30 多年的迅速发展期间，制造业平均占了超过 30% 的 GDP。至于埃及这个年轻人口众多的国家，明明有便宜的劳动力，有便于基础建设的地形，又有重要航道经过，但制造业在已经不高的 GDP 中却仍只占 16%。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策略是重金投注于公立教育，同时对位置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关键城市提供优惠政策，但埃及政府从未有效推行这种做法。在埃及，政府试图在塞德港等运河城市成立制造业专区，但贪腐与政府缺乏方向的程度，已经将这类建设的能量消耗殆尽。

结果，埃及产业部门停留在以能源开采与生产为基础，雇用的人力相对少了许多。外国援助掩盖了这个缺口。成果来得容易，但不会创造出体制性的变化。即便是开罗，全体劳工中也 25% 至 40% 主要受雇于非正式部门。

对于未受教育的上埃及人来说，从事地下经济的比例特别高：拾荒者、管理员、送货员、营建工人。他们打黑工，生活在非法棚户区这种体制外的环境中。而且，所有的经济动向都是由男性主宰：男人离乡工作，女人则留在家乡等著结婚。迁徙在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力量，但在埃及反倒而是强化了传统的两性差距。

一对双胞胎姊妹，别无二致的人生

萨伊德的母亲有个同卵双胞胎姊妹，至今仍住在华斯塔。每一回萨伊德带我去他老家，我们都会顺道去阿姨家拜访，离开之后他也总是提到阿姨看起来比他母亲老很多。因为务农，他阿姨在户外待的时间更久，上埃及的阳光晒黑了她的脸。

但身为外国人的我倒是对这两个女人依旧的共通点更印象深刻。成年后，她们迈入了不同的世界：双胞胎之一跟工人丈夫一起移居首都，另一人则留在故乡，与农夫结婚。但她们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基本上没有差异：

两姐妹都没有发展自己的职涯，也没有在正式经济中工作过。她们的钱基本上全部来自男人。她们不识字，不会开车，很少离开家。她们同样虔诚。两人用风格同样保守的希贾布包住脸，穿的也都是长而厚重的罩衣，连热天也不例外。她们烧一样的菜，用餐时女人永远先服侍男人，男人永远先开动。

40 年前，萨伊德的母亲搬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见证了首都前所未有的成长。但就连一座 1 千 7 百万人口的巨型都市，也压不倒这座她们称为「关系」的村子带来的影响力。

《关于作者》
何伟（Peter Hessler）

生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何伟自 2000 年至 2007 年间曾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同时也是《国际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长期撰稿人。2011 年至 2016 年担任驻开罗记者，为《纽约客》撰写中东报导。

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曾获 Kiriyama 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入选2006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两本书与《寻路中国》共同构成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成为中国观察与非虚构写作的必读书单。2008 年，何伟因其卓越的报导而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2011 年，何伟以其笔下「敏锐观察中国平凡百姓如何应对改革时代社会快速变迁的复杂生活」之纪录，再获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其写作成就。

本文摘自何伟（Peter Hessler）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