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权利的十年

武莱表示，近十年来，从突尼斯的起义，到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人民革命，社会运动与和平抗议活动增加，促进了重要的民主过渡。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互联网并走上街头，揭露权力滥用和不平等的加剧，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

世界还见证了妇女组织和运动为争取性别平等而不断增强的力量。通过行动和动员，妇女在爱尔兰、肯尼亚、巴基斯坦和智利等国在性与生殖权利保护方面取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中，数字权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帮助确认了数字技术对享受人权构成的挑战。

十年来，工人组织和工会在柬埔寨、摩洛哥、洪都拉斯和莱索托的制衣业中反对滥用供应链和剥削性的商业惯例。他们进行了成功地游说，获得了更安全、更公平的工作场所。

同时，在世界许多城市，人们自由参与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社区的“骄傲游行”。

年轻人也动员起来，反对暴力，反对种族主义，要求对气候变化采取适当行动。现在，气候正义出现在政策讨论、新闻分析和商业策略中。

今年以来，“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展示了世界某一地区的不公正现象和动员活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有关种族主义、历史、暴力和跨界歧视的讨论，从而引发重大变化。它显示了抗议的力量，并在许多地方引发了重大而早就该进行的政策变化。

武莱说：“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集会和结社权在人权斗争中至关重要，它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权利，分享思想，并建立伙伴关系，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但是，他指出，过去十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时期，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基本自由在全球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专家们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这十年来这些自由遭到了最为全面的攻击。

卫生紧急事件不能成为限制权利的借口

武莱对一些国家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通过全面紧急法律和法令表示关注。他指出，这些法律和法令往往旨在加强控制和打击反对派人士而并非真正为了确保公共卫生。

同时，民间社会组织在工作上面临许多不适当的限制，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在世界各地，在没有充分的透明度或协商的情况下，选举被推迟。
武莱说：“让我清楚地说明一点：集会和结社权使社区能够应对和适应这场危机带来的变化，并为将来的类似紧急情况做好更好的准备。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独自解决危机。 民间社会应成为战略伙伴。”

在报告中，武莱重申了十项关键原则，以便在大流行的应对和恢复工作中尊重基本自由。其中包括：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应作为侵犯权利的借口。

尽管允许一些限制，但这场危机不能成为在解散集会时过度使用武力的理由，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不能成为将民间社会行为者定为刑事犯罪、政府保密行为或针对妇女人权维护者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借口。

• 应尊重结社自由和在线集会自由

在集会因疫情受到限制的时代，确保互联网的访问和使用变得更加必要。

除了避免诸如互联网关闭或在线审查之类的限制外，各国应采取措施确保人们在获得连通时能够支付得起。

• 解决普遍要求改革的呼声

武莱指出，引发去年抗议运动的要求并未消失。新冠大流行可能会提高这些需求。随着集会限制的放松，有可能将会出现新的和平抗议浪潮。各国政府应优先解决人民的需求，进行改革。

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使生活在最边缘、处境最脆弱、面临的风险最大的人的声音和关切进一步被压抑的未来。”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人权专家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对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或全球范围的重大人权议题进行调察、监测并发表公开报告，最长任期六年，他们不是联合国雇员，也不在联合国领取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