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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于一些囚犯采取了某种新办法。
尽管我曾提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档案文件几乎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实际上也有一些例外存在。一九九一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应邀从英国一一自从十五年前他被苏联驱逐出境（以交换一名被监禁的智利共产党员）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回到俄罗斯。在共产党对叶利钦总统将其取缔的尝试提出质疑之后，俄罗斯对共产党进行了“审判”，布科夫斯基被指定为这次审判的“法庭专家”。他带着一台配有手持扫描仪的便携式电脑来到莫斯科的宪法法院大楼，此前俄国肯定没人见过这种装置。他坐下之后镇静地开始复制带来作为证据的所有文件。只是当他即将结束自己的工作时，周围的人们这才突然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一些人喊道，“看，他要公布它们！”法庭陷入了沉默。在那一刻——“像在电影里一样”，布科夫斯基后来说——他立即关上电脑，走向出口，直接前往机场，乘飞机离开了俄罗斯。
由于布科夫斯基的努力，我们知道了一九六七年在他本人被捕之前不久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布科夫斯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许多与会者认为，对布科夫斯基提出刑事指控将会“在国内外引起某种反应”。他们得出结论，直接逮捕布科夫斯基可能是一个错误一因此，他们转而打算把他关进精神病院。“特种精神病院”时期开始了。
利用精神病院囚禁持不同政见者具有某种历史渊源。一八三六年，从西欧返回圣彼得堡的俄国哲学家彼得。恰达耶夫写了一篇批评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权的文章：“与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则相反，”他在俄罗斯帝国统治的鼎盛时期断言，“俄罗斯的目标只是奴役自己国家和所有邻国的人民。”作为回应，尼古拉一世将恰达耶夫囚禁在他自己的家中。沙皇宣称，他断定，一日俄国人民知道他们这位同胞“ 精神错乱是个疯子”， 他们将会原谅他。
在解冻时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当局再次开始利用精神病院囚禁持不同政见者，这是非常有利于克格勃的一项政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和国内名誉扫地，从而转移公众对于他们的注意力。当这些人并非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对手而只是一些疯子时，谁会反对把他们送进医院呢？
苏联精神病方面的组织机构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闹剧。为了说明持不同政见者这种现象，它们提出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或“渐发性精神分裂症”的概念。科学家们解释说，这是一种智力或外在行为没有明显特征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可能涵盖几乎任何形式的反社会行为或反常行为。“最为常见的是，由具有妄想型结构的人格形成了‘ 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超价观念，”两位来自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苏联教授写道：
超价观念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患者相信自己的正直，热衷于维护其被践踏的“权利”，而且这些感觉对于患者的人格意义重大。他们往往会把法庭当做发表演说和发出呼吁的一个舞台。
于是，根据这个概念，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全都符合疯子的条件。作家兼科学家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被诊断为伴随“改造社会的妄想型错觉”的“呆滞型精神分裂症”。他的症状包括“分裂性人格”——以此解释其作为科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当代大事记》的首任编辑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雅虽然被诊断为“没有明显症状”，但是也会出现“情感、意志和思维模式的反常变化”。持不同政见的红军军官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被诊断为心理状况“具有改革的思维特征，尤其是对国家机器的改革；而且这与他对自己人格的超价观念有关，他认为自己的人格达到了救世主的境界。”在一份呈递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地方克格勃的一位负责人也抱怨说，他需要照管-批患有某种非常特殊类型精神病的公民：他们“试图创建新的‘政党’、组织和团体，起草并且散发为新的法律和纲领而制订的方案”。
视其被捕——或者没有被捕——的原因而定，当局可能把他们认为精神有病的囚犯送往各种不同的机构。一些人由监狱的医生进行评估，另一些人则由专科医院进行评估。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自成一类，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它的特别诊断部门由丹尼尔·伦茨博士主持，负责评估政治犯。除了别的许多人之外，伦茨博士亲自检查了西尼亚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戈尔巴涅夫斯卡雅、格里戈连科和维克托·涅基佩洛夫，因此显然地位很高。据涅基佩洛夫说，伦茨穿着一件镶有两颗星的蓝制服，那是“内务部部队将军的标志”。一些移居国外的苏联精神病学家一直声称伦茨及其研究所的其他人真的相信他们的患者精神有病。可是，大多数见过伦茨的政治犯却把他描绘成一个为其内务部上司效劳的机会主义者，“比纳粹集中营那些在囚犯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的罪恶医生好不到哪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