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可以减少工作并增进生活停止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打造会吃富豪的机器人在墨尔本大学旧法学院（old law quadrangle）的基座上有块牌匾。学院建于一八五四年，这块牌匾设立于两年之后，纪念当时石匠的历史性罢工。石匠抛下工具前往议会，抗议承包商不守约定，无视双方协商好的工作时数。经过调查之后，政府正式裁定，同意石匠每日工时八小时的要求，自此开始，该办法逐渐推行至其他产业。这块牌匾并不引人注目，而石匠的要求从今日标准看来，也很难称得上基进。但这可是全世界对于挑战资方势力所发起的运动中，第一个制度性的认可，这股运动为我们带来了周休假期以及每日工时八小时的制度。历史学者彼得．勒福（Peter Love）写道：「此事件是某地区全境针对整体产业与主要场所建立官方认定标准的最早案例之一。所有主要参与者都深深体会此结果的重要意义，并举办了一场庆祝晚宴。」这场晚宴标志了劳工阶级庆祝每日工时八小时传统的开端，最后则演变成人们所知的五一劳动节（May Day）。图／Pixabay在北半球，「抛下工具」的活动实际上与横跨全球的降低工时运动相关联。此事之滥觞是英格兰的童工工时减少运动，通过于一八一九年的《棉纺织厂法案》（Cotton Mills Act）禁止九岁以下孩童在纺织厂工作、十六岁以下少年每日工时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由此，为所有工人争取减少工时的运动在全球开展。美国费城在一八三五年爆发大罢工，赢得每日工时十小时的条件。十多年后，一八四七年的英格兰《工厂法》（Factories Act）规定女性及儿童每日工时上限为十小时。跟随墨尔本工人一八五四年事件的脚步，争取每日工时八小时的运动方兴未艾，五一劳动节—最早自一八七一年起—便标志着一场法律保障每日工时八小时的周年性国际呼吁。每日工时八小时运动在全球工人之间益发热门，这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进步运动之一。其精神是国际性的，吸引数大洲、数百万人的支持，而其要求最终在许多国家达成立法。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说，这都是名垂靑史的成就。从许多层面来说，那些为限制工时奋斗的工人所搏斗之课题，与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类似。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使得工作日转变成前所未见的疾速型态。从前的劳动规律受到自然条件等限制，例如季节、天气、日光；但工业化的机械可以不断运转，这意味着工作日的限制是由人类体能所定，一日工作结束是因为工人体力耗尽，彷佛人就只是个经济单位而已。一九○二年，经济史学者法兰克．麦柯维（Frank McVey）下笔反省自己对每日工时八小时的支持，他描述了以下处境：「这么多年来，人体的耐力竟然是劳动工作的唯一限制因素。工业化机械的组织目标就是为了生产及其利润，在此概念下，工人被视为机械系统的一部分，而不被当作社会的一份子。」描述关于工业革命对劳工施加的恐怖景况，最著名的应当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五年的著作《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作品中，恩格斯主张，工业化造成的经济驱力及健康影响让工人的状况更恶化，虽然社会比起一、两代之前生产力确实提高，科技也进步了。恩格斯是这么写的：「今日社会对待广大穷人的作法令人作呕。在这种处境下，下层阶级的人如何可能健康长寿？除了死亡率提升、不断的流行病、持续恶化的工人健康之外，你还能期待什么？」未来世界对于恩格斯的观念有所回响：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工人的辛苦处境密切相关。二十一世纪数字科技迅速发展，意味着工作已与其「时空条件限制」相分离。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几乎一直在工作：在办公室、在路上或在家里，持续与装置联机。至于其他劳工，计件经济（piecework economy）则造就了不稳定的短期零工与长期忧虑。这股趋势与日益增加的经济不平等同时发生。当前多数国家的财富不均情况是近三十年来最严重，像美国这种（年）收入不均的情况更是令人憎恨：全国收入前一○％高的家庭拥有全国二八％的收入。不过，至少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去不远。另一方面，财产不均（总资产减去负债）的伤害或麻烦是更大的：全国财产前一○％高的家庭拥有七六％的财富。耐人寻味的是，健康指数也在降低：平均预期寿命的年龄停滞，美国与英国还有部分区段人口正在流失中。中年白人死亡率则在提高，原因包括自杀与药物滥用情形的增加。该现象之所以重要，在于此种趋势跟其他年龄层及其他种族完全相反，也迥异于其他富裕国家的对应族群。虽然此种趋势并没有明确的原因，但看来跟生理痛楚、经济困苦、精神疾病的作用有关。与此同时，例如中国这个享有数字硬件制造业「狮子那一份」（lion’s share）的地方，当中数百万人的工作处境或许是最切合恩格斯论点的现代版本。这些人在工厂里工作，工厂环境残酷、甚至致命；生产活动是全天候的，生产速度有违人性，劳工薪资低廉，而爆炸死亡事故频仍。邱林川（Jack Qiu）所提出的案例令人惊异，如富士康（Foxconn）所管理的这类工厂型态宛如奴隶制度。每座工厂像是个独立王国，私人警卫对工人暴力相向的例子普遍发生，工人却无法向公权力求助。工人离职需要面对庞大官僚式作业的阻碍，还要冒着丧失未领工资的风险。在二○一○年，上述情况酿成所谓的「富士康自杀快车」：五个月内有十五名工人企图跳楼自杀，公司甚至还为此架设了臭名昭彰的「自杀安全网」。数字科技的生产线问题其实在更早以前便已浮现，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凄惨传闻：这些国家是硬件制造原料如稀土或锡矿的产地。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男人、女人、儿童在奴隶般的条件下从事矿工，往往会爆发冲突。诸多硬件产品的计划性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往往让这些工人的牺牲及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冲击显得悲惨且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