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新任执行主任温妮·拜恩伊玛（Winnie Byanyima）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少年时代，她为了逃避独裁政权而沦为难民，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乌干达第一位航空工程师。她还参加了革命运动，并且成功推翻了独裁统治，从而进入政坛，之后又投身全球发展议程。最近，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采访了拜恩伊玛。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恩伊玛今年61岁，她于1959年出生于非洲中东部内陆国家乌干达的一个小镇。
拜恩伊玛的家庭很不寻常，从小父母对她的影响塑造了她一生的事业和追求。
拜恩伊玛：“我在乌干达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我的父母很‘不正统’。我的母亲是一名妇女和社区维权人士，我父亲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们也给我提出了挑战。我的名字叫Karagwa，意思是“将要继承的人”。但是对家里排行老二的孩子来说“继承人”是个好笑的名字。我是个女孩，是老二，我们又是个父权制社会，继承人都是男孩。所以，当我长大一点后，家里那时有6个孩子了，三男三女。我就问我妈，爸爸是不是要我当继承人？她说，不是，你爸那时是担心我不会生男孩，就给你取了这个名字。我们有一种传统，怕什么，就用什么取名字，那么担心就不会变成真的。所以，我对爸爸说，你不想要我，你想要一个男孩。他说，别听你妈胡说八道，我希望你成为继承人，你和男孩一样好。这就是我和父亲的故事：我和男孩一样好，我能做男孩能做的一切，他肯定了我。我科学学得很好，他就说，我希望你能成为班上最棒的。我的确成了班上最棒的。”
乌干达从19世纪末期开始受到英国的统治，在1962年获得了独立，但在之后的近代历史上，多次发生冲突和政变。拜恩伊玛从小就生活的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
拜恩伊玛：“我是一个在冲突中长大的孩子。当我大概五岁的时候，我的国家就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乌干达已经独立了，但独立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来临。1966年，发生了政变。从那时起，我们有了一个文官独裁者，然后来了一个军事独裁者。在军事独裁者的统治下，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年。我在学校里的所见所闻是如此残酷。有时上着课,一个女孩会被叫走。这个女孩会消失大约一个星期，然后剃了光头回来。那意味着她是回去埋葬父亲，因为父亲被杀了，或是失踪并被假定已经死了。有人去世时剃头发是我们的习俗。人们就这样消失，被杀害。独裁者也有一些控制妇女的想法。他会有一天早晨醒过来后，在广播中说，我禁止超短裙。危险的甚至不是禁止超短裙本身，而是你不知道超短裙的定义。如果你碰巧穿了比膝盖高1英寸或者6英寸的裙子，那么任何一个士兵都可以说你违反了法律，就把你带走，甚至逼你结婚。这些士兵在街上，他们可以实施强奸，可以杀人。我们没有安全感。独裁者还禁止假发和口红。最后，没有人去列禁止什么和不禁止什么的清单。只要是一个女的，你就知道自己不安全。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士兵都可能会让你下车，带走你，家人再也见不到你了。或者他们会在这个当兵的家中找到你，而你已经是他的女人了，你别无选择。太糟糕了。我非常愤怒。我只能在爸爸妈妈家里找到安全。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连上学都不安全。”
在少年时代，拜恩伊玛作为一个难民逃离了乌干达，来到了英国。在那儿，她找到了机会重建生活，还上了大学，首先学习航空学，继而获得了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最终成为了乌干达的第一位航空工程师。
拜恩伊玛说，选择航空学，一方面是出于要跟男孩竞争的念头，但更重要的是她当时迫切需要奖学金维持学业，选择一个“冷门”有助于获得奖学金。她如愿获得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颁发的奖学金，并一直对英国所给予她的一切心存感激。
拜恩伊玛：“后来我就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很快，我发现我们试图解决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是关于武器系统的。到了第二年，我鼓起勇气，问教授，为什么我们要解决的每个问题都是用在武器系统、用在导弹上的？他说，那你以为呢？我说，我以为这是关于航空运输和让人们进行空中旅行的。他说，你没开玩笑吧，温妮？我们在这里进行的研究是由军事工业推动的，民用飞机只是一个分支而已。那时我已经二年级了，我明白我不会待在这个行业里的，那是冷战时代，我不会去做一个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制造武器的研究员。课程对我来说不难，我获得了学位，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摆脱这一行。最终，我的生活让我离开了它。”
拜恩伊玛的父亲并没有离开乌干达。她最后选择回到乌干达就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和激励。
拜恩伊玛：“我父亲留在了乌干达，正是他的勇气真正激励了我，因为他也可以逃离这个国家，他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他总是说，我就要待在这里，和我的家人和社区在一起，我们将共同面对风险。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要与独裁者硬斗并被杀害，但永远不要接受让我们的生活由此被掌控，要以最和平的方式主张正义，要勇敢地为正确的事站起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我离开大学时，我已经是一名相当活跃的分子。我有机会去美国攻读航空学博士学位，但我选择了回到乌干达，那时已经换了一个政权，但也是一样地不合法，一样地独裁。因此，我回到乌干达，参加了政治斗争。我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但同时秘密地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因此，当我们赢得革命时，我就参加了竞选公职。我的内心在呼唤，让我参加国家的民主与人权斗争。”
拜恩伊玛参加了乌干达现任总统穆塞韦尼在80年代初领导的丛林战争。穆塞韦尼从小在拜恩伊玛家长大，并由拜恩伊玛的父母资助上学。革命成功后，穆塞韦尼在从1986年起至今的长达34年里一直担任总统，其间他修改宪法，取消了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
在革命的过程中，拜恩伊玛结识了医生、政治家基扎·贝西吉耶 (Kizza Besigye)，两人在1999年结婚并育有一个儿子。从2001年开始，贝西吉耶这个穆塞韦尼曾经的战友连续四次作为反对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拜恩伊玛也曾担任乌干达国会议员，但后来决定走向“更大”的舞台。
拜恩伊玛：“我对我们领导的革命运动越来越不满，它逐渐成了一个权力政党，而忘记了革命的初衷和社会正义，所追求的主要是执政。因此，我成为了一个批判的声音，随着我批评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发现在我在自己创造的这个运动中发言的空间实际上越来越小。因此，我选择了从事发展，摆脱政治。对于我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事业来说，这个运动太小了。所以我开始搞发展，然后遇到了乐施会，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在一起，向不平等挑战，向经济和社会不公正挑战。我是如此地兴奋。”
拜恩伊玛从2013年起担任国际乐施会执行主任，成为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的“南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而在此之前，她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与发展事务主任，时间长达7年。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8月任命拜恩伊玛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艾滋病规划署在一则对她表示欢迎的声明中说，拜恩伊玛“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发展议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同时，作为一个来自深受艾滋病影响的国家的人，拜恩伊玛对艾滋病的后果有着切身的体会。她的弟弟在2006年、年仅46岁时死于艾滋病。她还像许多其他乌干达人一样，抚养过艾滋病孤儿。
拜恩伊玛：“我有一个挚友，叫简。她是一位残疾妇女，患有小儿麻痹症，她出生时只有一只胳膊。但她克服了残疾，成为一名老师，也成为了我们社区的领导者。她仗义执言，她向地方议会质疑腐败问题。她是一个榜样。简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发现得很晚。她接受了治疗，但当时的教师工资无法支付每年约1万美元的治疗费用。她每个月需要约1000美元的检查和治疗费。但她当老师的工资大约是每月60美元。我们想了各种方法帮她。我们每个月都会向国外的朋友发出呼吁。她也会做一点小生意，我们试过各种办法，还试过卖黄金。有几个月我们对付过去了，但有几个月就没钱了。简一直生病，后来就去世了。我们埋葬了她。她留下了一个小婴儿，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但半年后，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从每年1万美元降至每年大约100美元。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能对付六个月，简今天就还会还活着，她的女儿安吉拉就会有一个妈妈。安吉拉现在是个年轻女孩，她很成功，她的姨妈抚养了她。但是简的命运让我如此痛苦，因为仅仅六个月后，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治疗。”
拜恩伊玛在2019年11月开始担任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但很快2019冠状病毒病就席卷了全球。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每天都需要服药，但是在封锁的情况下，他们难以获得药物。在那些艾滋病负担重、医疗卫生基础薄弱的国家，面对艾滋和新冠“双重疫情”，医疗设施和诊所常常被转用于应对新冠疫情，艾滋病人由此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艾滋病弱势群体，包括同性恋人群、跨性别者等，受到更大的歧视，有的地方出现了拘禁同性恋者的现象。在有的地方，领取援助食品需要身份证件，这让那些没有证件的性工作者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拜恩伊玛：“真正让我感到担心并愤怒的是，过去40年中，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社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取得的成绩可能付诸东流。他们为了一切而战，从争取投资到寻找疫苗、药物或疗法；他们与禁止性法律作斗争，例如有些国家说，你必须进行艾滋测试才能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因此被禁止旅行；他们与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他们争取被承认为有权获得健康服务的人。如果同性恋者走进许多国家的诊所，他们就会遭受虐待，得不到其他公民同等的待遇。因此，他们竭尽所能为自己提供服务，有尊严地接受治疗，并取得了进展。但是突然之间，他们正在失去这些进展，因为各国正在努力应对一种新的、似乎更具威胁性的流行病。他们觉得在40年之后、在那么多人都死去之后，争取到的一切正在远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愤怒和无助，因为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但是今天我更加地自信，因为现在随着有了更多的数据，我们看到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变成现实。没错，存在着干扰，但是慢慢地，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你不能为了赢得一场战斗而输掉另一场战斗，必须同时对付两个问题，因此他们正在寻找创新的方法。因此，比几个月前，现在看起来威胁要小一些，但仍令人担忧。”
艾滋病从80年代初期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蔓延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是一场仍在持续的大流行病。尽管现在通过药物能够抑制病毒，让艾滋病人可以长期健康地存活，但是要实现联合国设立的到2030年消除这一疾病的目标，任务还非常的艰巨，毕竟由于艾滋病毒的特性，难以找到一种疫苗，全球目前还有38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仅去年一年就有170万新增感染病例，再加上新冠大流行给全球医疗、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前面的道路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压抑。
拜恩伊玛：“这并不令人沮丧。这些斗争是值得为之一战，也是令人愉快的，因为你知道自己在正义的一边，你为了实现平等而呼吁正义。这其中自有快乐，我有很多快乐。现在，在我所从事的卫生领域，我正在挑战卫生方面的不平等。我的意思是，即使你将私营部门引入卫生领域，你也没有办法出售健康。这是一个矛盾。健康是人权。新冠病毒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们意识到人民的健康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在此之前，这种认识不足，直到新冠病毒来袭并摧毁了经济。现在人们有了更好的理解——人的健康与经济的健康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希望，并在平等问题上进行更多的斗争，减少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并赋予每一个人健康权。”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