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历史悠久，但俄罗斯人民依然缺乏这样的机会。因此，俄罗斯的公众人物和维权人士成立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在令人关切的领域内帮助社会群体和某些个人。
监狱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俄罗斯囚犯权利组织”(Russia Behind Bars)是该国最知名的囚犯人权组织。该组织由公众维权和宣传人士奥尔加·罗曼诺娃(Olga Romanova)领导。该组织向罪犯及其家属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包括庭审和量刑，以及获释后适应新生活等。
过去三年里，罗曼诺娃表现得非常活跃：她因为政治原因移居柏林，又写了一本书，并成为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博主。瑞士资讯swissinfo.ch对她做了采访。
瑞士资讯：看了俄罗斯方面的新闻后，您有何感受？
奥尔加·罗曼诺娃：坦白说，当我们听说纳瓦尔尼(Navalny)遭人毒害时，心中感到非常害怕。感觉就像俄罗斯当局试图警告我们这些人，“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面对纳瓦尔尼案，瑞士应该作何回应？
对抵制这种做法的俄罗斯民间社会团体而言，任何回应都很重要。我们需要看到一些信号，表明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呼声。如果瑞士媒体能加以报道，那想必是最好不过的！此外，让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维权人士、记者和人权倡导者参加在瑞士举办的论坛、研讨会和节日也能体现对这些团体的支持。瑞士对特定个人实施制裁将是明智之举。对属于俄罗斯官员和安全部队官员的瑞士资产的来源进行调查可能是一项极好的措施。
由于反对政府的工作日渐承压，反对派人士奥尔加·罗曼诺娃于2017年离开了俄罗斯。
目前这位俄罗斯政府批评人士住在德国，揭露俄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她的工作重心在于：揭示俄罗斯名存实亡的司法系统，并为囚犯的权利而战。
另外，如果一位会说俄语或学过俄语的瑞士居民能给俄罗斯政治犯写信，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因为这封信会装在一个盖有瑞士邮戳的信封里，监狱管理部门收到信后会有所触动，相关囚犯便可能免遭酷刑折磨。
对比俄罗斯和欧洲的人权保护情况，二者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二者明显有天壤之别。在21世纪的俄罗斯，人权卫士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酷刑的弊端，并指出《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使用酷刑，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人民施以酷刑。
但我们依然需要想办法证明和推广这种思想。在俄罗斯，法律允许个人在受到人身攻击时使用武力和电击枪，警察总是会声称自己受到了攻击，而公众则偏向于认为“无火不起烟”。
为什么俄罗斯的法律体系如此畸形，如此腐败？因为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能够凌驾于法律体系之上，在生活中遵循着“好处留给朋友，法律留给对手”的原则。
在欧洲监狱工作的人，不用隔三差五地进行自我反省，因为他们与俄罗斯监狱工作人员在心态上存在差异。
有一次，我和德国的一位监狱工作人员交谈，问他是否会对犯人大吼大叫。他表示：“不会，从来不会。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如果我大吼大叫，他们会不满意，会有不良的反应，可能会采取不合理的行动。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不满、投诉和检查。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在俄罗斯、瑞士和德国，囚犯的服刑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各国采取的方法有哪些不同点呢？
俄罗斯的主要问题在于前囚犯的改造问题。欧洲各国聚焦于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会，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防止他们沦落为社会弃儿。在俄罗斯，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地很差，监禁往往会成为影响一辈子的刑罚。一个人无法再过上正常的生活，并遭到污名化，通常其家人也会一起受到影响。
一个关键挑战在于民众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政府可能会在父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个14岁的女孩从家里带走，关进精神病院。然后对她的母亲说：“你的女儿不太对劲”，并给她一些文件让她签字，于是母亲就签了字。好在这个女孩被及时发现，然后被救了出来，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子，因为她的父母在形式上并不反对她进精神病院。
我们收到了欧盟的拨款，用于监测监狱中的人权保护情况。但我们面临着一些与思维方式差异有关的障碍。让我给您举个例子。国际刑警组织会给每个国家设置通缉人数限额，俄罗斯的额度很高，达到160人，是中国和美国额度总和的两倍。此外，99%的通缉犯都是车臣人。
我们几乎难以向欧洲官员解释，其实大部分案件都属于政治迫害。这就是我国政府对待反对者的方式。俄罗斯当局提交的引渡文件目前执行得都很彻底，这对当地人权组织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很难证明这些文件实质上都是伪造的。欧洲官员在审查后，就认为涉事人员是恐怖分子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必须引渡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