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如何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平台工人

张冬方：在线平台的利益诉求是：远离传统雇佣关系里的成本和责任，保持自己在新兴平台经济中的特权，并在和传统领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仅仅是个中国话题。

欧盟目前正在考虑立法保护在数字劳工平台上谋生的平台工人。欧盟委员会上周公布，向各工会和雇主组织针对该问题的第一轮咨询正在进行中，该程序将持续至少六周时间。

欧盟政策语境中所说的平台分为两类：基于网络的平台（online labour platforms），任务的委托和完成都发生在网络上，比如翻译、图片编辑、创意工作等，这类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基于位置的服务（on-location labour platforms），任务的委托和受委托发生在网络上，而服务则在指定的位置得到最终实现，比如配送、出行、家政服务等，此类工作则对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要求更低。

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关于欧洲平台工人的研究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劳动力市场在近两年来增长了30%。而在欧洲，超过2400万的人，即10%以上的就业人员通过数字劳工平台提供自己的劳动和服务，其中1.4%的人将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4.1%的人将其作为补充收入来源。

该研究对典型欧洲平台工人的画像为，男性，34岁，受过良好的教育，比传统就业人员有着更少的就业经验，通常有家庭和孩子。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曾就平台工人问题表态，传统劳动者享受的权利，在线就业者也应当享受，人人都应该在工作中享受到安全感和尊严感，欧洲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体现到数字经济当中。

那么，什么是欧洲的价值体系？工作中的安全感和尊严感来自于哪里？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这几个具体问题当中：平台工人的雇佣状态，平台的算法管理，以及代表员工权益的企业工作委员会和行业工会的成立问题。

平台和平台工人是否应该有着雇佣关系，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在线平台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势不可挡，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工作形态。众包工人（Crowdworker）、披上数字新衣的零工（Gig worker），这些听上去很潮很飘的词，却和低薪、无保障、被剥削、被算法监控绑在一起，成为平台工人们的真实写照。一方是不让利的平台，另一方是在平台上赚取生机的数字流水线工人。在疫情中，这种对比和差距更加强烈，尤其是那些叫餐平台上的外卖骑手们和叫车平台上的司机们。被算法追赶的他们挣着最少的收入，干着最“前线”从而最有风险的活儿，这在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欧洲，尤其扎眼。大部分平台工人都不属于雇员，而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说自营平台工作者、独立承包商。不是雇员，则意味着没有社会保障、解雇保护、劳动时间等权益。欧盟成员国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任何明确的规则来规范平台工人的就业状态。因此，诉诸劳动法庭的案例时有发生。

2018年，意大利都灵劳动法庭驳回了六位送餐软件Foodora外卖骑手将自己界定为雇员的诉讼。去年，在大西洋彼岸的加利福利亚想推动包括Uber和Lyft在内的企业雇佣平台上的司机，以失败而告终。来自企业方的游说力量相当强大。

和强势的平台对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类似于Uber、Airbnb、Lieferando和TaskRabbit等在线平台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他们的利益诉求：远离传统雇佣关系里的成本、责任和义务，保持自己在新兴平台经济中的特权，并在和这些出租、配送、派遣工等传统领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当然，也有弱势群体击败强大对手的励志故事。去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动法庭判定一位平台工人为平台雇佣员工。该起诉者的平台工作为拍摄和上传商品图片，并在线回答顾客问题。法庭做出判决的依据不是平台方和平台工人基于服务条款的合同，而是根据平台模式来推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官认为，该平台工人虽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任务，但平台的组织形式和激励制度使得平台工人不得不持续接受任务。因为任务完成量越多，平台工人的等级越高，时薪也越高。也就是说，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使得平台工人在地点、时间和工作内容上不能自主。这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众包工人被定性为雇员的案例。虽然它是个案，但以后一定会对众包平台的判决产生影响。

除了雇佣状态问题，能容许多大程度上的算法监控，也是争议的焦点。汉斯•伯克勒基金会（Hans Böckler Stiftung）2018年曾就送餐软件Foodora和Deliveroo对外卖骑手的app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外卖骑手的行踪通过导航和其点击确认的方式得到实时监控。不过，和来自人的监控比起来，来自算法的监控不那么引人警惕。随着Deliveroo退出德国市场，Delivery hero的德国业务被合并到Takeaway旗下的送餐服务Lieferando，Lieferando目前在德国一家独大，并时常在媒体中以剥削者的形象出现。据Lieferando的说法，平台和外卖骑手属于雇佣关系，提供的时薪至少为10.5欧元（德国目前最低时薪为9.5欧元）。而来自工会的批评则为，外卖骑手签订的合同往往为一年期，且很多都是以迷你工作（月收入不超过450欧元）的方式。目前，一份为其外卖骑手争取消毒液、防护服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的网络请愿活动正在进行中。

而行业工会和企业员工委员会问题，同样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员工对企业拥有共同决定权，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一大特点。这对来自美国的企业来说，有点陌生。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和牛津大学联合在2019年3月到2020年3月期间，对包括Amazon Flex、Zenjob等在内的10家在德在线平台进行观察和研究后，就工作条件的公平性进行了打分和排行。叫车服务Uber排在榜尾，而来自德国本土的叫车服务CleverShuttle排在榜首。该榜单称，CleverShuttle是其中唯一一家主动采取措施保障员工健康和安全的企业，并在柏林设立了企业员工委员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10家平台中无一例外地给予平台工人略超德国最低薪水的待遇，且大部分平台和平台工人属于雇佣关系。

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2019年关于德国平台工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德平台工人的境遇比美国和亚洲要好得多。31%的平台工作者每月税后收入超过3000欧元，25%的人月入低于1500欧元。99%的人都表示，平台上的工作只是对主要工作的收入补充。而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报告《2021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调查访问。报告显示，一半的在线平台劳动者每小时收入不足两美元。

去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工部公布了一份《让新的工作形式更公平》计划书，建议将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纳入医疗、事故、养老等社保系统。来自社会民主党（SPD）的劳工部长海耳（Hubertus Heil）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平台经济中的数字化不等同于剥削，平台不能以低薪和没有保障的方式进行竞争。他表示要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融入到平台经济当中。

看来，不久的将来，在欧平台企业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商业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