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权话语的理论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权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生成的过程中，既要看到中国人权实践的历史成就和经验贡献，也要从理论上挖掘、提炼和总结人权话语在新时代的基本规律和应当具有的理论引领功能，为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的形成贡献智慧。从新时代人权话语生成的实践与历史过程以及其在构建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过程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特质和实践需要来看，新时代人权话语有以下三种理论向度。

　　一是新时代人权话语具有反思性的理论向度。人权概念从一出现就具有一定的反思功能。近代以来西方人权概念和人权话语肇始于封建专制主义、宗教禁锢主义对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的漠视、剥夺与践踏，是对专制权力的反思，更是对人之为人，人的自然本性、道德本性与社会本性的追问及思索。近代以来的人权话语所提倡和表达的对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权利追求，体现的是理性对人自身存在的追问，是对人性黑暗与人性光明的反思。新时代人权的反思性理论向度，能够加深我们对人权现实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在新时代人权话语生成和发展过程中，从人权所具有的反思性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下列问题：新时代人权的国家义务有哪些方面？新时代人权国际交往的不足是什么？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新科技革命过程中人权法律制度如何面临其冲击和挑战？现有的国内法律制度与国际法治实践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成就与不足是什么？在凝聚人权共识、推动人权进步、促进人权发展、增强人权合作与共识方面应当采取哪些必要的方法步骤、体制机制？新时代人权话语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一方面承继了人权话语固有的反思能力，彰显其固有的理性方式和伦理功能；另一方面澄明了人权话语在新时代语境下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表达了新时代人权话语的实践向度，为人权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新时代人权话语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向度。批判性则主要强调新时代话语作为一种与传统人权话语相区别的对抗或者否定的力量，通过对传统人权话语的“斗争”“对抗”“反对”或者“否定”，揭示传统人权话语特别是西方人权话语的缺陷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自由主义伦理为核心的西方人权价值观、以西方中心主义人权立场为中心的人权文化、以原子主义和个体主义为导向的人权主体观念等。在新时代人权话语看来，西方传统人权话语不但忽视了人权价值的多元向度和丰富内涵，割裂了人权主体之间的整体性、内在协调性和统一性的主体联系，而且这种人权观也片面强调西方人权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的个体主义，它所表现出来的原子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和线性逻辑，既是遮蔽其人权理论向度丰富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的重要原因，也为新时代人权话语批判性逻辑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新时代人权话语对西方传统人权话语的批判，就是要澄明新时代人权话语的独特目标，是通过更丰富的视角来拓展人权应当包含的理论内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拓展人权的主体范围、在更现实的意义上推动人权的多样化实践、在更大限度上实现人权的多元化理想。因而新时代人权话语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西方传统人权话语的否定、批判和取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遭致维护西方传统人权话语有关国家的反弹、攻击和破坏，只有坚持和团结更多的正义力量和主体，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权的整体性、集体性、多样性与推动促进全人类共同进步发展作为整个人类人权事业的主题和任务，找寻到人权理论构建、人权话语表达、人权交流传播、人权议题设置、人权事务参与、与人权体系合作的科学途径与方式方法，才能更好地袪除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凝聚人权的国际共识。

　　三是新时代人权话语具有建构性的理论向度。这主要是从理论上回应新时代人权话语要弘扬什么、发展什么和实现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权制度化问题。“制度是人权的出口”，制度本身的表达样式就构成了人权的“权利要求涌动”的“外衣”，人权在制度上要么呈现为“否定式”，要么表现为“宣告式”，从制度的外在形态上来看，制度语言的表达、制度结构的设计、制度逻辑的展开、制度形态的样式、制度制定的层级等都影响着人权的“出口”的大小、多寡和程度。一方面，新时代人权话语的建构离不开人权制度化，或者说人权制度化是人权话语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把那些道德权利、习惯权利、自然权利等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人权才有切实的制度保障。人权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权法治化的过程，要有法治的观念、法治的理论、法治的实践、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实现人权话语的建构，这是人权制度化的前提、基础和平台，是人权话语建构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人权话语的建构，要看到人权制度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其人权制度化的局限性。人权制度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社会不同思潮、价值观念交锋、辩论、对抗、斗争的过程。在人权制度化过程中，特定时代人权的制度化也是具有相对性的，它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特定生产生活方式，是特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特定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制度上的反映，它既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文化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其对世界关系、世界秩序、世界格局的回应。应当说，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必将打破传统的以西方人权话语为中心的人权世界格局，形成新的人权国际秩序。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是能够使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的文化主体参与到世界人权事业之中。这样世界是未来的世界，这样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