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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纳粹罪行 德美做法分歧

时间:2021-04-11 来源: 作者:

美国日前将一名95岁的前纳粹集中营看守引渡德国,但德国司法机构处理该案的做法却令美方失望。这起案件凸显出两国在大屠杀犯罪追溯上的分歧。

 

 

95岁的弗里德里希·卡尔·B.(Friedrich Karl B.)逃过了德国的审判。2月20日,这名前纳粹集中营看守被从美国田纳西州遣返德国法兰克福。

弗里德里希·B.被美方发现曾是大屠杀的迫害者。他坦诚曾担任集中营看守。但他在2020年对美国移民法庭称,从未见过任何囚犯受虐,不知道有被囚者死亡,集中营疏散时也未被指派看守行军队伍。由于已无幸存者能作证,在弗里德里希表示不愿再接受问讯后,德国策勒的检察官在3月31日宣布调查终结。没有任何新证据,该案不了了之。

自1959年开始生活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B.,如今很可能会留在德国度过余生。

奥斯威辛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赫布纳(Christoph Heubner)表示,德美司法系统对此事的解读有如此大的差异,令他深感“奇异”。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当美方将人送回德国,检察官便有责任厘清案情。”

德美定罪的差异

但德国当局不愿处理此案的态度并不罕见:过去40年间,美国遣返了70名年事已高的纳粹迫害者回德国,多数人未被控上德国法庭。

95岁的前纳粹卫兵贾基夫·帕利(Jakiw Palij)便是一例。在经历漫长的外交拉锯后,帕利在2018年被从纽约遣返德国,在养老院度过最后的人生,费用由国家保险制度买单。

根据美国1978年《移民和国籍法》修正案,任何人被发现曾参与纳粹“迫害”活动都可以被驱逐出境。前提是另一个国家愿意接收。

但德国没有专门针对参与大屠杀者的法律。战后数十年间,只能以谋杀或协助谋杀的罪名起诉前纳粹分子。至于其他相关罪行—强奸、绑架、虐待、误杀—早已过了追诉期。此外,对特定犯罪进行搜证相当困难。

77岁的律师瓦尔特(Thomas Walther)非常了解这一点。过去20年间,这名退休法官在调查和起诉前纳粹分子的工作中扮演要角,经常苦于必须向大屠杀幸存者解释德国法律的无能为力。

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只要能得出嫌疑人在说谎的结论便已足够。证明他隐瞒了纳粹过往,并在某个集中营任职即可;无论是哪一处集中营、无论那里发生过什么情况。”

在德国,检察官需要掌握特定犯罪的证据,才有希望提出检控。为此,检察官必须确定犯罪地点。“你必须证明一名看守曾经在X集中营,而不是在Y集中营。只有当我确立犯罪现场时,才能确定主要的罪行为何,例如谋杀特定人士。接着你还必须回答:被告是以何种方式协助了谋杀?”

弗里德里希·卡尔·B.的故事

这大幅提高检察官的工作难度,特别是像弗里德里希这样的案件,必须厘清的是战争末期发生在德国北部乱局中的情况。

汉堡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及其首席档案保管员莱默尔·莫勒(Reimer Möller)在此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莫勒向位于路德维希堡的纳粹罪行调查中心提交了一份写有弗里德里希·卡尔·B.姓名的名单。这份名单是根据在1945年5月被皇家空军击沉的船只中找到的纳粹人员资料所编订。

有了这份证据,莫勒协助拼凑出弗里德里希的部分生平。1945年1月,19岁的海军士兵弗里德里希·B.被纳粹党卫队派遣至两个位于梅彭的集中营。

他负责看守朗格奥格岛上的囚犯,当地关押了许多犹太人、丹麦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等,他们被强迫在德国北部海岸修建巨大防御工事。根据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的记录,成千上百人因衣食短缺及居住空间不足而死亡。

美国一名首席法官还发现,梅彭多处集中营的囚犯被关押在“残酷”条件下,工作到“筋疲力尽和死亡的地步”。但无法确定弗里德里希·B.曾经在此服役。

1945年3月,这几处集中营被疏散,至少70名囚犯在之后的“死亡行军”中丧生,但弗里德里希·B.否认曾负责监督行军过程,莫勒也无法确定他是负责看守囚犯的海军士兵之一。

 “犯行不会被遗忘”

美国司法部调查员罗森鲍姆(Eli Rosenbaum)熟知其中的问题。他曾经效力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11年前开始接任人权执法战略和政策部主任,工作期间曾追踪到不少大屠杀迫害者的下落。

罗森鲍姆认为,德国缺乏处理相关问题的政治意愿令人感到挫败。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几十年来,与德国政府之间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通常拒绝接收这些曾参与纳粹犯罪被驱逐的人。”

“他们通常会告诉我们:对不起,这个案件无法起诉,我们的政策是只接收那些能起诉的人。这导致许多纳粹犯罪者在美国终老,虽然我们在美国的法院中胜诉并证实他们参与纳粹罪行,但德国不愿意接收他们。”

罗森鲍姆曾经亲自讯问多名纳粹迫害者。“在某些方面,案件被提起的越晚,它所传达的信息便更有力:如果你胆敢依照命令犯下这样的罪行……文明世界很可能不计时间长短不断追捕你。”

罗森鲍姆认为,无论这些高龄者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多微不足道,没有理由不将其绳之于法。“对个别受害者而言,他们就是最关键的迫害者。”

他表示,这些案件都在向未来可能参与暴行之人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这些犯行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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