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祖母是接受历练的天使。如果此话当真，那么阿根廷有一群天使接受了千锤百炼。

这些女性追求之事人性多于神性。在满腔怒火的驱使下，她们花了30多年时间来揭露人类现代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人权暴行之一，并尽可能地予以矫正。

本报的“历史回眸”栏目(Retro Report)以视频纪录的形式重新审视过去的重大新闻事件及其持久影响，本期将探讨1976年到1983年间残酷统治阿根廷的军政府攫取婴儿的往事。那是“肮脏战争”发生的年代。阿根廷有上万人——根据一些人权团体的估算，少则一万，多则三万——成为“los desaparecidos”，即“失踪者”。“Desaparecidos”成为全世界熟知政治事务的人马上能认出的字眼，就算他们几乎不懂西班牙语。

被军政府认定为左翼颠覆分子的男男女女遭到敢死队的绑架，多数人再也未能现身于人世。他们往往在秘密的关押地受到刑讯逼供，然后遇害，尸体遭焚毁、埋于乱葬岗或被飞机扔到大西洋里。军政府把这些遇难者称为“恐怖分子”，但它的定义，就算委婉地说，也过于宽泛。“一个人成为恐怖分子，不光是拿起武器杀人或引爆炸弹，还有通过思想鼓动他人对抗我们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军政府领导人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在1977年表示。两年前，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监狱中过世，死前因反人类罪在服无期徒刑。

军政府的暴行还有一个出乎预料的地方：一些女性遭到绑架时已怀孕，还有少数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这些被关押的孕妇只能活到生育之时。根据《哈佛女性法律期刊》(Harvard Women’s Law Journal)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军政府随后执行了“史无前例的系统性计划，攫取和出售受害人的孩子”。孩子的母亲遇难，许多父亲也未能幸免。根据广泛认同的估算，有大约500名婴幼儿被送给或卖给了军人等“政治过关”的家庭。孩子的出生证明是伪造的，真实身份实际上被抹去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去到的家庭恰恰就由杀害他们亲生父母的人组成。

随着这场噩梦的展开，阿根廷在1977年形成了两个维权团体：“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和“Las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分别意为“五月广场的母亲”和“五月广场的祖母”。五月广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每到周四，她们会去那里游行，进行无声的抗议。母亲们想要知道死去子女的遭遇，祖母们想要知道被偷走的孙辈的下落。后者被称作“los desaparecidos con vida”，意为“在世的失踪者”。

刚开始的时候，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了孙子孙女。当校长的埃斯特拉·巴尔内斯·德卡洛托(Estela Barnes de Carlotto)就是这样一位外祖母。她知道自己四个孩子中的长女劳拉(Laura)在1977年底失踪了，但后来她才得知自己这个身为政治活动人士的女儿当时怀孕了。1978年6月生下一个男婴后，劳拉遇害。再过了一段时间，德卡洛托才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同为活动人士的瓦尔米尔·蒙托亚(Walmir Montoya)。他也惨遭杀害，遗骸在2009年才找到。

德卡洛托将于10月22日年满85岁。她在1979年加入了“五月广场的祖母”，并于10年后成为会长。她是本期“历史回眸”视频的主角。确认并找到那些失踪的孙辈成为了她的人生使命，每成功一次，就是对杀人不眨眼的军政府的一次打击。她接受采访时表示，“每起案件，都是真相对谎言、恐怖和欺骗的胜利。”
弗莱维亚希望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她在1977年失踪的兄弟姐妹。
By RetroREPORT

被攫取婴儿的去向被逐一确定，截止2014年5月共计找到113人，但是，她自己的外孙仍下落不明。而后在2014年的夏天，事情突然出现转机。基因检测证实音乐家伊格纳西奥·胡尔班(Ignacio Hurban)是劳拉的孩子。鉴于德卡洛托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发现成为一场令阿根廷举国动容的胜利。

多年来，胡尔班一直在怀疑自己并非父母亲生，1978年，这对农民夫妇从一个与军政府有关系的大地主那里得到这个孤儿，将他抚养成人。无论是长相还是文化趣味，他和他们毫无相似之处。一年前的36岁生日那天，他得知自己的确是领养的。他怀疑自己会不会就是一个“在世的失踪者”，因此去做了血检。检测结果证实了他的父母身份，使他成为第114名被找到的孙辈，他将姓名改为伊格纳西奥·蒙托亚·卡洛托(Ignacio Montoya Carlotto)。此后又找到了三人，总数达到117人。

作为找回许多失踪孙辈的关键手段，法医基因物证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权工具。DNA分析技术的进步使一个人和其生祖父母的基因匹配成为可能；阿根廷从1984年开始一直在这么做。该国的国家基因数据库(National Bank of Genetic Data)于1987年成立，是世界上首家这样的数据库，如今已经存储了数百份家族资料。大约1万名年轻成人（肮脏战争期间被攫取的婴儿目前普遍在35到40岁左右）接受了检验，以期找到匹配。其中有数十人找到了自己的生祖父母。

阿根廷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一些特定基本人权的国际共识。联合国大会在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主张国家必须“尊重儿童保留其身份的权利”，这一要求包括了一个人的姓名和家族关系。2006年，联合国大会明确了对平民发起的蓄意攻击中进行的“强迫失踪”属于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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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被攫取婴儿身份识别过程并非皆大欢喜。一些孩子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拒绝离开自己唯一认识的父母。一些养父母遭到刑事指控，抚养了蒙托亚·卡洛托的夫妇就面临着这种可能性。他那位与他重逢不久的祖母对这类夫妇格外关注，她对“历史回眸”栏目说，“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该被绳之以法。”

但也有一些孙辈在得知自己并非被亲生父母抛弃后感到宽慰，他们原本一直以为自己是被遗弃的。“一开始，多数受害人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都会经受心理冲击，”维克多·B·本查斯扎德(Victor B. Penchaszadeh)博士今年在《社区基因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ty Genetics)上撰文说，这位曾经流亡海外的阿根廷基因学家是几年前回到祖国的。但本查斯扎德同时也提到，“了解真相的过程尽管痛苦，却也让很多人在情感上摆脱了成长过程中常见的乖僻、谎言、遮掩和暴力。”

德卡洛托发誓要继续寻找至今仍下落不明的人，继续寻求“真相和公正”。她说，“只要一息尚存，”她就会继续下去。但她很清楚时间已经不多。祖母可以是在训天使。但她们不可能像天国使者一样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