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女性家庭事业蜡烛两头烧，在韩国，上月传出一名女公务员休假日没法休息，还要回公司加班，这名妈妈为了要争取多点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只好起早摸黑到公司赶工，结果疑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令外界广泛关注东方社会职业母亲过劳的状况。

不幸逝世的34岁女性为韩国政府部门菁英公务员，曾通过高度竞争的最高等级公务员考试。她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出事前一周才刚放完产假，重新投入职场后，马上就回到一天工作12小时的紧绷环境中，就连周末不能休息。

星期日赶工心脏病发

据同事透露，在她出事的那天是星期日，她周末已回公司加班，但工作仍做不完，为了能够早点回家照顾孩子，她星期日清晨5时就踏入公司拼博，没想到当天就因为心脏病发过世，留下嗷嗷待哺的孩子。

这名职业母亲的死，再次掀起舆论对职业母亲所面对负担过重和过劳的探讨，尤其是在韩国高压以及由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而职业母亲所面对的种种困境，亦是造成韩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的因素之一。

韩生育率全球最低

韩国生育率已经连续多年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韩国生育率为1.2，是全球最低；而全球平均生育率为2.4。有专家形容这是“生育罢工”。

当局没有公布这名女公务员的身份，不过，育有两名女儿的37岁资讯工程师金有美（译音）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她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这完完全全是所有韩国职业母亲的写照。”

幸运者享1年育婴假

金有美是韩国少数享有产假及育婴假的职业母亲；按照政府规定，韩国女性可享有3个月的产假，并在3个月产假后享有长达1年的育婴假，期间薪资将由政府承担。

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已投入大笔数额推动各项措施，鼓励国民早婚和多生育，但效果不彰。

金有美表示，自己在育婴假之后还能重新回到公司上班，是“极度幸运”的。

她说：“在我提出要放产假的时候，我的公司没有因此趁机把我解雇了。在过去，像我这样怀孕的女员工很可能就是被叫‘直接回家，然后永远不用回来了’。”

她忆述，第一生产放完产假重回公司后，经常都得加班到晚上9时之后，让她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为孩子们讲枕边故事。“跟我孩子们一起坐下来吃饭和玩乐，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工作时数排名第二高

官方数据显示，韩国人平均每年工作2113小时，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第二高。有关调查的中位数是1766小时，而工作时数最高的是墨西哥人。

但当地调查显示，韩国人实际工作的时数更长，和日本一样，韩国也经常传出“过劳死”的案例。

与此同时，在双薪家庭里，男性花在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时间只有40分钟，女性却长达3小时。

被视为唯一家庭照顾者 年轻女性倾向“罢婚”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娜英（译音）表示，拼博的企业文化，加上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韩国社会普遍视女性为唯一的家庭照顾者，令不少女性因此对结婚生子心存恐惧。

在韩国，绝大部份人都是婚生子女，但当地结婚率却是严重下跌，去年更下探新低，每1000人当中只有5.9人。

李娜英说：“一般社会观念认为，韩国女性白天应该是现代职业女性，晚上回家之后就要转换身份成为传统家庭主妇，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走入婚姻？”

她表示，韩国女性肩膀上的担子，比世界各国的女性都来得重，“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韩国有更多职业母亲过劳死，我也不会惊讶。”

她说，年轻女性倾向于“罢生育”或是“罢结婚”是很合理并且理性的，这是为了让她们能够继续在社会和经济上生存下去。

福利部禁周六工作 拟禁上班日加班

而该名女公务员的死为韩国敲响了一记警钟，韩国福利部已下令禁止企业员工在周六上班，并准备禁止员工在上班日加班。

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韩国，越来越多女性投入职场，或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成为律师、外交官、教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人士。

但缺乏可负担及可靠的育儿中心，往往让许多职业女性无可避免地面临抉择，一旦结婚生子必须决定是否放弃事业，回归家庭。

《东亚日报》评论指出，“把女性当成生儿育女的工具”，这种观念如果不能改变，生育率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文章质问，当社会有职业母亲刚放完产假后不久就过劳死，试问有哪个女性会愿意生育？“不会的，她们已经学聪明了，不会那么做的。”

性别歧视及家庭责任 职业女性比男性压力更大

英国伦敦Priory健康中心的研究显示，女人在职场承受的工作压力、焦虑及抑郁比男人更甚，职场的性别歧视及家庭责任令女性压力大增，特别在职场上她们缺乏支援，不知如何在工作及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其中，25至54岁的职场女性比男性更焦虑紧张，其中35至44岁的组别女性压力最大，这正是她们负起家庭责任的年龄，如照顾孩子及年老父母。

负责研究的精神科医生莫林提出，职场女性要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但升职机会却较男人低，即使相同职级但薪金不对等，特别是女性专业人士。”她提出建议，企业应该为女性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模式、升迁及保障制度。

另外，根据香港2013至2014年医管局数字，女性因焦虑而求诊数字按年增加6%，远高于男性增幅，特别是担心子女学业的双职女性。2015年政府统计处报告显示，女性就业人数约156.6万人，占整体就业人数44.7%，其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达62.4%。

在香港虽有法律保障女性在就业享有平等机会，但尚未落实较好的职场政策，如落实标准工时、弹性工作安排及加强幼儿托管服务。

面对家庭压力与歧视 中更多经济独立女性弃婚

中国社会的巨变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自由与梦想，但女性仍然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让她们在职场遭遇挫折；另一方面，单身女性继续面临逼婚压力与歧视。

自从90年代商品房市场诞生，买房成了都市家庭的共同追求，也成了男女走向婚姻殿堂的垫脚石。一份2012年的研究显示，尽管70%新娘或她们的家庭为买房作出了贡献，她们的名字只出现在30%的房契上，一旦离婚，她们将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

在商量家庭内部事务时，女性可以用生育作为商讨的筹码。政府近期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更加大了筹码的力量。于是有时女性为了拥有住房，会采取非常手段。例如就有媳妇以要单独住房做为生育的条件。

孩子并非中国都市女性唯一要照顾的对象。研究显示，大部份的都市家庭中已婚夫妇都负责照顾老人，其中主要责任落在女方身上。

除了自己父母外，妻子们常常还要担当照顾公婆的责任。

中国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决定推迟或放弃婚姻。一份2010年的研究显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女性中，一半处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她们在政府与媒体的口中被谴责为“剩女”，成为人们好言相劝的对象，也招来社会上另一些不甚友善的偏见。

尽管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公共舆论却对其少有谈论。贬低女性的言语和对女性充满偏见的刻画充斥着从童书到电视剧的文化产品。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由政府主办、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在去年演出的一个小品中将未婚女性比作二手棉袄。

“蠢工作没必要留” 日高学历女性纷辞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上任后一再鼓励女性投入职场，协助提振日本的萎靡经济。但这个愿景始终难以实现，部份原因就在于日本职场由男性主导，女性一步出校园，成为社会新鲜人，却往往被放置在一般职轨道上。

当日本大企业聘雇新员工，新雇员的职业生涯通常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是“总合职”（sogo-shoku），或称管理轨道，二是一般职（ippan-shoku），也就是处理文书工作的一般办公轨道。而日本女性几乎都是走在一般职轨道上，几乎难以在职务上向上流动，导致一开始有抱负和野心的女性，十分挫折。

日本女子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大泽知子指出：“许多高学历女性辞职，因为根本不值得留着那样的‘蠢’工作。”

300万妇女无法如愿工作

根据官方数据，日本大概有300万妇女想工作，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工作。有些企业致力改善这种状况，像是日产汽车的高阶主管中，女性比例为9.1%，高于其他百人以上企业平均的8.3%。

日本其他大企业，包含零食生产商卡乐比和化妆品公司资生堂也是对女性员工非常友善的企业。许多专家指出，这些对女性雇员友善的日本企业，有个共通点：他们的最高管理阶层中，都有外籍主管，像是日产汽车有位巴西出生的执行长戈恩，协助改善日产的企业方向。

实际上，日本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以此来确保男、女在职场中的平等地位，避免在招聘、升职加薪、退休、解雇等多方面出现性别歧视。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条立法似乎并没有什么效用。

年轻女子不堪过劳跳楼死

去年底，一则“新员工过劳死”的新闻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日本广告巨头电通的新人女员工高桥茉莉因不堪加班在去年的平安夜从公司宿舍跳楼身亡。调查发现，高桥轻生前1个月的加班时数剧增至105个小时。当局认定高桥之与过劳职灾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这位东京大学出身、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孩，在自杀前半个月就已在社媒透露出明显的抑郁和自杀倾向，经常会说诸如“到底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等此类的话，而她在自杀前5天发表的一条状态，更是成为了“过劳死”外引爆舆论的另一个焦点，“男上司说我没有女人味儿，即使是开玩笑，也已经快要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