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东南亚政治波谲云诡。胡志明在苏共支持下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来分为越共、柬共与老挝共三支。

　　柬埔寨的命运取决于越南的命运，越南的命运又取决于越共的兴衰，而越共与柬共的背后，则是中美苏三国势力此消彼长、时紧时松的较量。

　　正因此，柬埔寨昔日的最高元首西哈努克与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之间，不断上演着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复杂关系，他们互相交织的命运折射着柬埔寨、东南亚乃至整个国际形势的政治格局。

10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降半旗，以表示对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的悼念

 

 

　　1949年，西哈努克与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签订“法柬条约”，柬埔寨获得半独立地位。也在这一年，柬埔寨21位公派留学生在西贡搭乘“牙买加号”驶往法国，他们大多是名门望族子弟，其中一位21岁的富裕农家孩子即后来的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

　　说起来，波尔布特与西哈努克有远亲关系。波尔布特有位表姐名叫密克，因相貌出众被选进皇家舞蹈团，后来成为西哈努克的父亲、前国王西索瓦·莫尼旺的妃子，并为国王育有一子。波尔布特6岁就被送到金边，在一个法国教会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1941 年，西哈努克登基后，在磅湛省建了一所用自己名字名命的中学，从全国挑选20个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波尔布特被选中，一道入校的还有富贵家庭子弟乔森潘、胡荣，后来皆成柬共的风云人物。因成绩不佳，波尔布特中学毕业后没能进大学预科，只能去法国在金边办的埃科利技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在西索瓦高级中学读书的英萨利。二人不但成为密友，后来还娶了两姐妹为妻，一道走入丛林，长期成为柬共“双巨头”。

　　1949年，波尔布特因在这所三流学校成绩拔尖，考上了赴法公派留学生。胡荣、乔森潘亦在其中，一年后英萨利也步他们后尘获得留法机会。

　　在20世纪西欧左翼大本营的法兰西，波尔布特等人受到先于他们三年到达的激进左派人物秀木的重大影响。他们在法国参加高棉学生联合会的左翼团体，随后加入法国共产党。英萨利和波尔布特还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狂读红色著作和文章。这群留法学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归国后，组织关系转入柬共，但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资历较浅，只是党内小人物，被称为“巴黎帮”。“巴黎帮”通常瞧不上本土的柬共老同志，认为他们理论水平差，思想落后，盲从于越共，对西哈努克态度软弱。

　　“巴黎帮”中有两类人，乔森潘、胡荣、符宁真正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政治态度稍温和，与本土同志相处融洽，认为应该联合西哈努克建立“统一战线”以一致反美；波尔布特等人的时间则全用在政治活动上，没获得文凭，政治态度较前者激进。，

　　1953年初，波尔布特学业未成回国，先到伊萨拉游击基地待了一阵，然后回到金边联系到印支共。他被分配到杜斯木领导的越共基地工作，后担任其助手，以教师身份掩护秘密工作。

　　1955年，西哈努克的政党大选胜出，连柬共的负责人之一绍兴都叛变了，主持工作的另一人杜斯木自然成了国内最高领导。据柬共党史说，1955年至1960年间，党组织损失90%，但这意外地给了“巴黎帮”的党内崛起腾出空间。

　　50年代，在中共指导下，越共先后通过“三整”(整党、整军、整顿群众)，强化了越共组织，再经过“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将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盟友全部消灭，在北方确立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准备重启武力解决“南方问题”。

　　当然，中苏两党交恶，拼命拉拢“小兄弟”，展开了一场援助越共“解决南方”的大竞赛，这也是越共意气风发的另一原因。

　　杜斯木是越共路线的坚定执行者。1960年9月30日夜，金边火车站一间屋子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召开会议，改党名为“柬埔寨劳动党”。会议选出8名中央委员，杜斯木当总书记，农谢为副书记，波尔布特与他们两人组成三人中常委，他的姻亲和好友英萨利成为候补常委，另一候补常委是索平。“巴黎帮”自此进入党内高层。

　　1962年，杜斯木神秘失踪，2月的临时会议上，波尔布特以杜斯木得力助手的身份，被推荐为总书记。其连襟英萨利入常，1963年的党代会给予了正式追认。1960年的会议被“巴黎帮”认定为党的“一大”，而非1951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的日子。红色高棉执政后，大凡不承认1960年会议为“一大”的，一律被清洗。

　　此时的西哈努克正因为1953年为国家赢得独立，头上顶着“国王+国父”两道光环，光芒之耀眼令各反对派别黯然失色。他不愿胜利果实被别人夺取，要自己要管理国家。

　　原来的宪法中，国王作为虚君并无多少权力，且妇女没有投票权。风流倜傥的文艺国王西哈努克乃柬埔寨的“高帅富”（高是指地位），在妇女中深得人缘，他以妇女和国王扩权为由发起修宪公投。100万人参加公投，只有两个选项：支持国王投白票，反对国王就投黑票。结果他获925667张支持票，1834张反对票。

　　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只赞同在原有宪法基础上举行选举，否则将不监督1955年的议会大选。西哈努克干脆抛出另一颗“原子弹”——退位，把王位让给无任何野心的父亲，改称“亲王”，组织政党“人民社会同盟”参选，自己担任党主席，由此避过宪法束缚。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王位“子传父”的案例。

　　西哈努克的政党在选举中大胜，得83%选票，民主党只获得12%选票，柬共的政党人民党仅得票3%。亲王当上了首相。1960年，西哈努克的父亲去世，国王之位不可空悬。西哈努克不愿继承无实权的王位，亦不愿太强或太弱的人当君主，再次推出惊人之举，让议会废除君主，他自任有实权的元首。

　　柬埔寨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山玉成和柬共都激烈攻击西哈努克和君主制，为证明合法性，1960年6月，亲王又搞了一次公投。他发放了四张选票，第一张是他的头像，第二张是山玉成（代表着亲美），第三张为红色（代表着亲共），第四张是“？”（意为无法选择）。结果他获得了200多万张票，山玉成和红色均获得133张选票。

　　西哈努克从国王到首相再到元首，完成奇异的政治三连跳。此后，他对左右激进派时打时拉，目的只有一个，保持自己的控制权。若说西哈努克时代是民主宪政，似乎不像；若说是独裁专制，也不准确，政治与社会多元化仍然存在。

　　“人民社会同盟”被西哈努克打造成一个联合左中右的大党派，乔森潘、符宁、胡荣这三位隐藏身份的柬共“巴黎帮”，以普通左派面目从政，不但当上议员，还在西哈努克政府担任过内阁部长。另一位“巴黎帮”干部宋成也曾在教育部主管日常事务。柬共的秘密党员宋成不但担任过教育部长，还当过元首办公厅主任，长期陪伴在西哈努克身旁。

　　外交方面，西哈努克一直力推“中立政策”，并在全球推广自己的观点。说起“中立”和“不结盟”运动，西哈努克与尼赫鲁、铁托都是创始者。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西哈努克跟美国签署合作计划，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50年代中后期，越共南方局在南越当局的高压下撤入柬埔寨，并在金边秘密地点办公，西哈努克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中立道路”终究难以持久。与美国政客手法之笨拙、态度之自负相比，共产主义阵营的公关手法略高一筹。西哈努克逐渐出现了摇摆。

　　本来他与共产党水火不容，不仅因为越共军队占据着柬埔寨边疆领土，还因为越共把西哈努克及君主制视为“革命对象”。但形势比人强，没过几年，西哈努克就戴上了“粉红亲王”的帽子，并与中国和朝鲜的共产党结下一生难解之缘。

　　1955年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首次结识周恩来，即被对方的善解人意所感动，因为周恩来演讲中特意盛赞了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当时西哈努克声称，不仅在东西方，也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这才是“中立”的真谛，所以双方未能建立外交关系。

　　1956年，他首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叙旧。北京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与毛、周会谈时，周再次赞赏并表示尊重他的中立政策；谈到建交，毛说“柬埔寨处境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让西哈努克意外的是，此行还获得了中方的经济援助，并不附带任何条件。

　　1958年7月，亲王终于不再“一碗水端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个时段选择建交无疑相当敏感，缅甸、印度与北京建交毕竟都是发生在朝鲜战争之前。泰国和南越恼羞成怒，扬言西哈努克应该“滚下台”。西哈努克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对方多次策划对他的刺杀和政变。

　　1964年，他再度访问北京找温暖，得到可观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周恩来向他提出与胡志明携手反美，他终于点头同意了。西哈努克还同意北京，为越南北方开辟了一条连接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向南方作战的越共军队移交武器。

　　不久，中国大陆爆发“文革”，波及柬埔寨华人。“文革”的疯狂既让西哈努克尴尬，又让他惊恐。受“文革”影响，这一年的柬埔寨大选右派大获全胜，左派仅有乔森潘、符宁、胡荣当选。西哈努克后悔与共产党阵营走得过近，又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先后让右倾的朗诺、施里玛达亲王担任总理组织内阁。1967年9月，西哈努克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和中文报纸，打压极左力量，乔森潘、符宁、胡荣都先后走入了丛林，外界长期误以为他们失踪了。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西哈努克组织庞大的僧侣团，在金边的金銮殿为胡志明举行哀悼仪式，并把场面拍成电影。几天后，他飞到河内致哀，盛赞胡志明是反殖反帝的伟大斗士，并告诉越共，若要他继续保持“中立”，就必须无条件支持他本人。

　　柬国内右派愤怒地指出这一行为形同“叛国”。趁1970年西哈努克访苏期间，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罢黜西哈努克。得知这一消息后，西哈努克坚持原来造访北京的计划。中共依然用超级隆重的礼仪欢迎被废的亲王。等候在舷梯旁的周恩来，不仅组织了41个国家的代表前来机场欢迎，还字字铿锵地表示：“您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其他任何人。”

　　西哈努克的站队抉择没有给他和自己的国家带来幸运，倒是让柬共获得一次绝处逢生的转机。

　　在波尔布特接任总书记时，柬共的领导干部有的叛变，有的被捕，有的退出政治，国内的组织发展濒临瓦解。1963年追认波尔布特为总书记的党代会，仅有十余人参加，城市里的“斗争”难以为继。随后，波尔布特与英萨利、宋成走入了丛林，两年过去，一事无成。

　　1965年，波尔布特在“胡志明小道”上跋涉了数月，穿过老挝来到河内，想亲自找越共高层谈一谈。在1960年越共错估革命高潮时，曾让柬共采取“斗争多于联合”的策略；到了1963年，西哈努克左转，越共又紧急勒令柬共“采取联合多于斗争”的策略。一系列的政治转变让柬共无所适从，不知该举什么旗号来与之联合或斗争。

　　波尔布特与胡志明举行了几次客套会面，跟主持实际工作的越共第一书记黎笋又会谈15次，但弹的还是老调子——柬埔寨革命成功离不开越共革命成功，要服从印度支那革命大局。波尔布特很失望，觉得越共根本就没有让柬共保持独立性的想法。

　　他向越共提出秘访北京的要求，获得同意。北京之行对波尔布特思想的转变、柬共今后路线的选择都影响深远。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导致国际共产阵营再次震荡。毛泽东重起“世界革命”的澎湃心潮。相较苏联“四平八稳”的态度，毛的主张得到很多国家共产党内部激进派赞赏，他们对于长期无法夺取政权，不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已感到不耐烦；有些索性拉出人马另立新党，学习“毛选”和“文革”小册子，筹划武装暴动，企图通过“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武装夺权。

　　波尔布特首次访京，没见到毛泽东，但见到了邓小平、刘少奇、彭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他盛赞“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与陈张二人的接触中，波尔布特听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与经验，深受影响。波尔布特回国后，把党的名字从“柬埔寨劳动党”正式改成“柬埔寨共产党”，有向越共示意要走中共路线之意。他还曾向河内表达要发起武装暴动的愿望，希望越共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越共担心这会破坏西哈努克的“中立”，影响“胡志明小道”运转，驳回了他的请求。

　　1968 年1 月17 日，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声称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但政治与战争讲究的是实力，柬共折腾两年，基本没有成就，少了越共的支持，人马武装都无法扩大，还得靠越共控制的柬埔寨边境地区生存。这群留法学生从条件优越的大城市逃到林子里，备受饥饿与疟疾的困扰。起初，他们在山民的帮助下，才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组织了一点人马。（后来山民们集体叛逃越南，据说是因为“不稼不穑”的柬共要指导他们开展“共产主义”生活与生产。）

　　1969年胡志明去世，波尔布特再次通过“胡志明小道”来到河内。黎笋几次会见皆敦促他回到政治斗争道路上来，配合越南革命大局，双方话不投机。正当这群痴迷武装夺权的“革命孤儿”迷茫无助之际，西哈努克突然垮台，如同天上突然掉下了大馅饼。原本在向柬埔寨“输出革命”问题上，共产党阵营就有个奇怪“西哈努克死结”：西哈努克与莫斯科、北京、平壤、河内走得再近，他也是共产党眼中的“封建君主”，他本人既不信仰共产主义，更不赞同把这套体制引入柬埔寨。但为了帮助北越夺取南越，必须统战西哈努克，与之“交好”，这又得暂时压制柬共的革命。如今，这个死结解开了！

　　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周恩来借此机会建议他跟柬共、越共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争。

　　1970年3月23日，西哈努克到京第四天，在北京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大意是要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包容进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一起反对朗诺和美帝。

　　越共总理范文同和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范文同热情拥抱西哈努克：“我们终于成为战友了！”范文同问西哈努克，需要越共为他做什么，西哈努克表示，中共答应资助武器、资金，目前自己最缺的是训练有素的干部。范一口应允，说将拨几千干部给亲王使用。

　　西哈努克与范文同磋商决定，建立印支三国联合斗争阵线。4月24日，广州举办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被称为“三国四方会议”，与会代表人物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红色亲王苏发努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北越代表范文同。

　　接下来就是与柬共建立国内的统一战线了。5月，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在北京商讨统一战线纲领，先由秀木起草了一个纲领，后来波尔布特把社会主义字样删掉，仅留下“为国家解放而斗争”。纲领通过后，推举西哈努克为统一战线主席、民族团结政府（也叫民族联合政府）元首，由11人组成统战政治局，产生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亲王为政府首相，乔森潘为副相兼国防大臣，胡荣任内政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分工是西哈努克常驻北京，承担国际外交和情报活动。

　　柬共此时在宣传上停止对西哈努克的一切攻击。柬埔寨大部分民众崇信国王、僧侣、贵族，西哈努克虽缺乏势力，但作为传统权威，参与民族团结政府如同入“干股”，只是利用他的国内外声望作一面旗帜，实则由柬共控制，英萨利被派到北京监督亲王的政治活动。

　　柬共和西哈努克对朗诺与施里玛达长期谩骂，指责二人是“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施里玛达亲王是西索瓦王室后裔，与西哈努克是表亲，他才能颇为出众，属于有名望的贵族，在军队中有不少拥戴者。他对西哈努克的“中立”及经济政策最为愤怒，敦促和强逼朗诺最终同意废除西哈努克。拖到1970年10月，朗诺正式宣布取消君主制，建立“高棉共和国”。

　　革命开始了。此前范文同曾夸过海口，越共军队要拿下金边也就二十几小时，只是这样做不具“合法性”，会坐实“赤化印支”的指责，引发美国更大的武装干涉。越共、柬共与西哈努克建立统一战线之后，柬埔寨的革命无须再拖延。

　　越共出兵占领了柬东北五省，为柬共打下根据地，称为“解放区”；当年随越共撤到越南的高棉干部全部放回，帮助柬共发展组织与军事；中共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亦运到柬共手中，柬共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中共驻金边的使馆也通知当地的华侨党员，进入解放区，协助柬共革命，不过，柬共对他们亦有防范，始终未重用。

　　1973年3月初，西哈努克与夫人莫尼克公主从中国秘密出发，经过北越，穿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前往柬埔寨视察“解放区”。越共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与舒适，派出150人的护卫队、一所流动医院、一个法式菜厨师班随行。警卫人员中还有防空部队。

　　西哈努克在“解放区”遇到了乔森潘、胡荣、符宁等人，不解地问，你们以前在我的政府当部长时，从不好好干活，今天在这里，为何工作如此努力出色？乔森潘告诉他，如果我们在您的政府里努力工作，将会使您更加强大，我们的革命就无望了。乔森潘的回答令亲王闷闷不乐。三个月后在铁托安排下，他在一个小岛上会见著名记者法拉奇。他一面向法拉奇表示自己坚决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同时又盛赞解放区和红色高棉的效率，表示未来柬埔寨成为共产党国家可能无法避免。

　　1975年4月17日，比越共占领西贡提前13天，柬共军队开拔进金边。“高棉共和国”覆灭，柬埔寨进入三年多的“红色高棉时代”。

　　柬共夺取政权时，还是以西哈努克作为元首的“民族团结政府”之名。这场战争打的旗号不是共产革命，而是“反帝民族解放战争”，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所以，新政权急需把西哈努克从北京请回来，以获得国际承认和增强国内合法性。

　　柬共当时在路线上已基本倒向北京，与越共矛盾日显。事实上在柬共的成功因素中，有美苏国际角力和印支地缘的博弈，有越共多年的庇护与帮助，有中朝两党统战西哈努克的功劳，也依赖于中共的武器、资金援助及理论指导。不管怎样，毛泽东指导输出革命以来，这算首个拥有重要股份的成功案例；中共指导和支持的马共、泰共、菲共、印尼共、缅共，处境都相当艰难，所以，北京也希望西哈努克回国帮助新政权增加合法性，并到国际上为其呼吁。

　　1975年4月25日，柬共通过电台宣布，西哈努克将担任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的终身国家元首，其他的人事安排基本不变。8月，在柬共再三请求与保证下，西哈努克答应回国，临行前分别拜会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8月26日，他对周恩来说：“我做出返回柬埔寨决定，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而是为了中国和周恩来阁下，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看法。周恩来为柬埔寨和我自己做了那么多。”周恩来转身对乔森潘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在走向共产主义大道上，步调要慢一点，谨慎一点，不要试图一步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次日，毛泽东又告诉乔森潘，不要虐待亲王和他的妻子莫尼克公主，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活；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辞去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西哈努克只是微笑而未搭话。

　　8月30日，西哈努克飞赴河内，9月9号抵达金边。舱门打开那一刻，等待他的是极盛大的欢迎仪式，撒花瓣的姑娘，唱颂诗的僧侣，晚上还有王宫的盛宴；12日，金边还举行了一场迎接亲王归国仪式，西哈努克发表了一番谴责美国的激情四溢的演讲。

　　但没过几天，这一切都已消散。西哈努克发现金边基本是座“死城”，未经柬共允许，他不能擅自走动。

　　原来，柬共刚一执政，就创造了人类极左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产生“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温床，一星期内强迫近200万金边人口转移到农村劳动改造，这个计划早在进城前已酝酿完毕。南亚佛国首都、有“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顿时成为空城，大量的人口在强迫迁移中累死、病死、饿死，不愿迁徙者，格杀无论。

　　波尔布特宣布取消货币、市场、私有产权，取缔家庭；禁用电视、冰箱、汽车等资产阶级“奢侈品”；人们不再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有人身活动皆由安卡（高棉语‘组织’）掌控，人们按性别、年龄被编成组从事强迫性劳动；只准唱红歌、读红书，禁绝一切“资产阶级文化”，取缔宗教和学校教育；暂停一切邮政活动，以防“反革命”分子间“串联”；贵族、僧侣、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士、业主被列为待改造的“资产阶级旧人类”，如果无法改造，则从肉体上消灭；婚姻与恋爱要由组织来统一计划安排，孩子从小就被从父母身边夺走，由“安卡”抚养，以使他们从小不受“反动思想”的“污染”，成为纯净的“新人类”。

　　西哈努克回国的第二年即1976年，红色高棉开展过四次内部大清洗，从党的高层到基层干部中，抓出一个又一个工贼、内奸、美特集团；很多40年代即入党的老同志也在严刑拷打之下，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从事特务活动。符宁、胡荣两位著名柬共领袖即在大清洗中殒命。1978年的一次大清洗杀了10万人，由于处决人太多，为节省子弹，用棍棒或斧头来行刑。

　　1975年12月底，西哈努克为新政权完成一系列国际访问归国，没有高级官员前来接机，他已感到气氛的变化。次年元月5日，柬共颁布新宪法，正式更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从新宪法上看不出西哈努克这个元首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亲王知道自己已无利用价值，知趣地提出了辞呈。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西哈努克多次申请赴北京吊唁，但未获批准。后来9月毛泽东逝世，他连一封唁电都发不出去。亲王从柬埔寨政治中消失了，过着“软禁”的生活，活动范围只限于自己的处所，偶有外出必须组织批准，乔森潘陪同。由于毛泽东事前打招呼，莫尼克公主及她生的孩子可以与西哈努克住在皇宫。但他的其他孩子都被送往农村。甚至要求在过生日时与儿孙相聚的要求，也被红色高棉当局拒绝，要求他考虑“共产主义建设，不要光想家庭生活”。

　　外国政要到金边想见西哈努克，柬共政府以“亲王拒绝会客，生怕卷入政治”为理由推挡。1978年初，邓颖超访金边，想见见老朋友，柬共只让她在西哈努克宅子外面转了几圈。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的结盟，不仅使柬埔寨生灵涂炭，还导致他家庭的破碎与分裂，他与自己的十几个儿孙失去了联系，其中有几个在红色高棉执政时失踪或死亡。直到越共军队即将打进金边，西哈努克始得重见天日，逃出“魔窟”。

　　越共“清理门户”打垮自己帮扶起来的柬共，其背景和来由盘根错节，既有越柬领土争端宿怨，也有波尔布特掌权后与越共日益增长的矛盾，背后还有中苏两党的斗争。

　　1978年12月25日，越共在苏联支持下，调集20多万军队，以韩桑林、洪森部队为先导，兵分数路发起全面进攻，直扑柬埔寨。仅13天，柬共政权就被摧毁，20个师中仅有中央警卫师完整保留了下来。1979年1月5日晚，被软禁三年的西哈努克意外地被奔驰车载到国宾馆，见到了波尔布特。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73年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之时。波尔布特极为和蔼，用法语和柬埔寨宫廷贵族语言与西哈努克交淡：“陛下您自由了。您可以去中国，如果回来，我们仍表示欢迎。”波尔布特还希望西哈努克能到联合国走一趟，利用他的国际声望控诉越共军队入侵柬埔寨。1月6日清晨，金边机场，越军炮声清晰可闻。北京派来的专机到达金边机场，接走了西哈努克和家人，西哈努克开启第二次流亡生涯。

　　周恩来已过世，这次接见他的是邓小平，但亲切感依然，“我们知道你在柬埔寨的生活有些不愉快。”邓劝他再次担起建立统一战线的大任，到联合国走一趟。

　　赴联合国之前，西哈努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空前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会前他对记者们说，我可能跟你们聊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四五小时，你们会累，我不会，因为我休息三年了。兴许真是压抑太久的缘故，这场记者会他开了七个小时，有时笑，有时哭。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哈努克按照中共和柬共的要求，声情并茂控诉了越共的侵略。他的态度是，要谴责越共入侵柬埔寨，并继续支持红色高棉，与他们一道解决柬埔寨问题，但不赞同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

　　西哈努克其实内心另有打算，他提前准备好一张小纸条，写着“请救救我，凌晨两点带我走”，在电梯里当红色高棉代表背对着他时，悄悄把纸条塞给了身边的美国警察。当晚，他逃脱了。

　　脱逃后西哈努克发表公开声明，称已履行了对波尔布特政府义务，从现在起，以自由人和爱国者身份发言，断绝与红色高棉政府的关系。亲王表示，他想在西方呆下去，可能选择法国，希望家人从北京飞到巴黎团聚。

　　不过，邓小平元月底访美，2月1日与亲王进行了长谈，改变了他的想法。西哈努克对外界提及，邓告诉他，如果拒绝定居北京，意味着不重视中国的友谊，但邓希望他再次出任柬埔寨国家元首的建议被他回绝。对于再次生变，他的解释是：“中国是同我共享祸福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供养，那最好是中国政府。”

　　12天后，亲王坐着飞机又从纽约飞回了北京，长期居住于北京和平壤。

　　西哈努克不想再成为棋子，要独自从事柬埔寨和平运动。9月底，他在平壤召开集会，成立“民族主义高棉人联盟”，自己担任主席，但宣布该联盟不包括韩桑林和波尔布特两股力量。

　　越共推翻柬共后，1979年1月10日，随越军返国的韩桑林在金边建立政权，国名更改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重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国际上称韩桑林政府为“金边政权”。在苏联解体前，金边政府也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执政党是马列主义政党，实行计划经济。韩桑林宣布纠正柬共错误，停止过激的共产主义试验。

　　那个时候，柬埔寨形成了四股力量：金边的韩桑林、洪森政权；盘踞在泰柬边境丛林的红色高棉；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高棉人联盟”。1982年，由于东盟国家（背后当然有大国影响）的撮合，红色高棉做出条件上的重大让步，愿意与宋双一派建立统一战线，并推举宋双为主席。西哈努克听闻这个消息后，终于宣布愿与柬共、宋双组建三方“民族团结政府”，西哈努克当上了主席，宋双任总理，乔森潘任副总理兼“国民军”总司令，共同反对金边政权。

　　这是西哈努克与柬共第二次建立统一战线，不过这次他不再盲目。他提出了九大条件，其中包括柬埔寨“非共产化”，统一战线的军队与红色高棉部队分离，中共要援助西哈努克派武装力量。80年代的柬埔寨仍在战火之中。中国和苏联分别是站在红色高棉和“金边政权”背后的大国。但随着中苏关系和中越关系改善，苏东形势剧变，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最终迎来了转机。

　　1991年10月，柬埔寨四方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实现民族和解。协议规定，联合国暂时接管柬埔寨，各派裁减70%武装，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这成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维和行动，西哈努克则是过渡期最高委员会主席。

　　红色高棉签了字后又变卦，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协议执行，因为波尔布特深知，如果参加了多党政治，就意味着要交出武装，在民主选举体制下将永远无出头之日。但此时柬共抵制协议执行，相当于与全柬埔寨民族和各党派为敌，彻底将自己边缘化，此后内部不断分裂、叛逃直到覆灭，连英萨利最终都抛弃了波尔布特。

　　1993年5月，柬埔寨19个大小政党皆参加了大选，西哈努克之子拉那烈王子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洪森的“人民党”得票38.22％。同年9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并恢复国名为柬埔寨王国。根据两党间的协定，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任第一首相，原首相洪森任第二首相。

　　西哈努克被推翻20多年后，重新成为元首，1993年再次登基成为国王，但并没有获得实权。后洪森重新获得首相职位。西哈努克2004年退位，长居北京。2012年10月客死北京。 ■

　　作者为凤凰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