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2月9日刊 （作者 张喆）相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埃及面积更大，贫困人口更多，这似乎令它难以成为地区典范，但《经济学人》却认为，事实是，它比之突尼斯更能成为“头羊之国”。回顾历史就能清楚看到这点，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纳赛尔凭借军队建立独裁统治，这一政体随后被穆巴拉克继承，而这也促使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效仿，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乃至也门。如今埃及的选择有可能引发当年相同的影响力。

抗议不再属于小众

在这次示威活动中，各个阶层、各种派别的埃及人都参与到了抗议活动当中。在此之前，抗议似乎只属于一小部分人，他们要么是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职业抗议者，要么则是些大学生，更多人长久以来选择的是回避政治，他们认为在埃及争取当家做主的权利只是在浪费时间。私下里，他们经常抱怨，感觉自己的祖国并不为自己所有，而只是另外一些人的私人财产。 

上一次埃及发生骚乱，人们对政府提出的只是简单的要求——1977年埃及人抗议当时的执政者萨达特，原因是政府将国家补贴的面包价格翻了一倍。穆巴拉克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政府训练了大约15万人之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防暴部队，同时广泛增加补贴，比如面包津贴、烧饭燃料津贴以及公交车票补贴。 

大约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近年来，尽管埃及整体经济增长迅猛，甚至一些低收入家庭也能买得起许多商品，但穷人面对无情的食品价格上涨以及越发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少得可怜的救济。这种忧虑使得全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罢工和抗议。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持续的贫困，支撑着埃及现存制度。“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底线日复一日地忙碌，”一位年轻的埃及律师说，“他们不能长时间没有按日发放的工资和同样按日发放的面包，因此他们不能出来捣乱。” 

经济压力也在压榨着收入较好的那部分埃及人，基于其他一些原因，他们同样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愤怒达到沸点。即便这些人也已经习惯了假面舞会似的政治，但去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成为众矢之的，穆巴拉克一心要把次子贾迈勒培植为其接班人的计划也伤害到了埃及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也令人胆寒，特别是去年6月，便衣警察在亚历山大打死一个年轻的埃及网民。

埃及反对派能量被削弱

此前各阶层层层叠叠的诉求并未有效形成合力，凝聚起来试图推翻穆巴拉克。现政权通过拉拢、分化，也许更重要的是，挫败潜在挑战者的士气。另一个政治游戏是，穆巴拉克和他的核心圈经常责备他的部长们办事不佳，同时强调国家需要更多的军队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危险。尽管变革的要求不断出现，但伊斯兰激进派、世俗主义者、保守派和左派，他们之间的争吵，反而消磨了埃及反对派的能量。 

两大新因素似乎已经打破此前平衡。其一就是对改革有着迫切要求的松散群体，他们大都是一些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人以及一些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世俗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呼吁工人权利，一些要求促进人权和学术自由。另一些人受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任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的影响，他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他要求结束独裁统治的呼声犹如一阵清新的空气，感染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人。其他一些团体则师法其他国家成功的人民运动，比如他们学习塞尔维亚人，开始默默举办相类似的活动。 

第二个新因素来自突尼斯，邻国变化之快、起义之成功，都令许多埃及人感觉，他们的政权也可以相同理由证明站不住脚。突尼斯动荡最显著的结果是其总统本·阿里统治23年后出逃国外，他流亡沙特，令埃及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脑海里浮现一件事：穆巴拉克也该被要求离开。

极端主义的阴影

在《经济学人》看来，埃及与突尼斯的动荡之所以能在整个地区得到呼应，是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无论他们是君主制抑或共和制政体，组织结构似乎越来越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阿拉伯社会秩序掌控在一个大家长似的政治强人之下，围绕他的是一个强大的安全部队以及忠诚于他的商业贵族阶层。而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则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他们被视为乌合之众，而为数较少又显得脆弱的资产阶级则是被威吓的对象。他们似乎都不能称之为公民，而只能视为臣民。

但这就有如上世纪70年代一些南欧国家，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政权也在瞬间分崩，稍后则是在拉丁美洲，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阿拉伯社会似乎也到了引发大规模政治重新排序的时刻。不过由于阿拉伯世界存在极端激进势力，外部世界有时也担心该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作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