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4-03-11

我国目前成人文盲数量是8500万，其中70％是妇女。文盲总量在全球仅次于印度。
2002年6月，曾到贵州省罗甸县开展助学工程的一位美国女士把罗甸的情况反馈给国际支持世界范围扫盲组织（前身是国际劳伯扫盲组织）。该组织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取得联系，委托“农家女”负责这一扫盲项目。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前身是全国妇联主管的《农家女》杂志项目中心，2001年注册为非政府组织。“农家女”1996年就开始和妇联、教育部门合作，在湖北枣阳、河北满城、甘肃漳县等地致力于女子扫盲。
这是本报记者在贵州罗甸和甘肃漳县的所见。

2月13日（周五）晚上
8点钟上课前先唱一遍《学文化》歌。课本编得浅显易懂，上面还有很多图画。老师讲课则是“双语教学”，说一遍普通话，再说一遍布依话。
岑加庆刚走出院子，街对面的门背后就露出一张脸，喊停了她。两个人隔得远远的用布依话交谈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岑加庆把她们说的话翻译给我听，“她约我晚上打麻将，说就差我，我说不行，我要上课。”
每个周一、周三和周五，吃过晚饭，岑加庆都会从客厅的电视柜里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上课用的书和本子，还有一支铅笔。袋子随着流星的大步一摇一甩地晃动着，活像里面装了一条鱼。
她和手里的袋子就这样一路跳着，走到大街上。她走着走着会敲敲路边的一家房门，或者迅速拐进一条巷子里找人。她是这个农家女扫盲移民班的班长，要沿路叫上同学一起去学校。看得出，她喜欢做这个事情。人家家里的人都很热情地让板凳给我们坐，被等的人匆忙扒完碗里的饭，然后抓起书包———一个小巧的饲料袋子，“咚咚咚”地跟我们跑出来。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到学校要经过镇上的农贸市场。白天的交易在地上留下了一些垃圾。几个人小心地跳过一团团垃圾。一跨过铁门，里面的学校就十分干净了。这是边阳一小，她们的教室就在第一排教室的第一间。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红色的油漆写着：农家女扫盲班。
老师已经在等着了。短头发的罗绂红教语文，扎扫把头的黄元琼教数学，都是30岁出头的年轻女老师。据说边阳一小40多个老师中说布依话最好的，才敢给这个班上课。
设在贵州省罗甸县的农家女扫盲班集中在边阳和董当两个乡，每个地方5个班。边阳目前的112个学员，一半是布依族。新街和岩脚村的移民班，因为是从很偏僻的罗妥乡罗翁村坝宜组搬迁过来的，过去那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没钱上学，周围的语言环境又是说布依话，所以她们听不懂汉话，一定要配会两种语言的老师来教课。
进来的人呼啦啦跑到座位上。翻开书本。开始唱歌。
歌是农家女扫盲小组集体创作的，四二拍的旋律很简单，词也琅琅上口，“学呀学文化呀，学呀学文化，姐妹们一起把手儿拉，课堂里老师把我教，回家勤读还要多写划，还要多写划……”
“好了，现在大家翻开书———第50页———作物需要施肥和打药———我们学习新课文。”
“有一年，地里的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可不知为什么却生出许多红色的小虫子。由于我看不懂农药的使用说明，错把除草剂当成了杀虫剂，结果棉花苗都死了。我也伤心地哭了。没文化，困难太多。”
《新编农家女扫盲教材》编得浅显易懂，这个字大画多的教材更像一本《看图识字》。而上面所有的内容显然都跟农村生活相关。第一课《学写字》教认一到十的数字，上面就画了一只鸡、两个萝卜、三只兔子、四个苹果、五棵白菜、六根玉米……
10篇课文都很短，题目盎然有趣，比如《我能养什么》。内容也很简练，有的就像歌谣一样。第十课的《妇女权益》全文是这样说的，“国家宪法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妇女当选干部，大家应当支持。男孩女孩都上学，不能重男轻女。禁止弃溺女婴，杜绝换亲娃娃亲。恋爱婚姻自由，离婚再婚自主。虐待拐卖妇女，国家法律制裁。土地房屋财产，夫妻同享权利。”
而数学，最复杂的，就是加减法混合运算。
“不能像学校里的学生那样灌，她们每天都有一大堆活路要做，灌肯定灌不下去，学得没兴趣，就忘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章林的理解是，学了下来，认得几百个字，平时能算账写借条看懂一些说明书就可以了。
这次参加农家女扫盲班的妇女几乎都是真正的文盲。除了从外乡镇过来的移民班，另外4个班的92名学员，在“上过几年学”的情况栏里，36个“未读”，其余都是一年级或二年级。
事实上，去年年底边阳乡开班报名的时候，很多农村妇女听说“可以读书学知识”都很激动，踊跃报名，有148个人。但学着学着，因为家里面的家务繁重，小娃没人带，或者是要出去打工，慢慢地人数就减少到了112人。我在3个班旁听了几天课程，发现人数还在减少。移民班原来是20人，后来有3个年轻的出去打工了。2月16日去新庄村，这次扫盲班惟一的男老师就告诉我说，“昨天还多两个学生，她们今天上午坐车去广东打工了。”
一年级小学生用的桌椅都很矮，成年人坐着膝盖都伸不直。她们绝大部分都改了装，不再穿土布做的小扁衣和自己缝制的花布鞋，头发上的簪子也改成了塑料发夹。岑加庆就斜斜垮垮地坐在右面第一排。但她回答老师的提问最积极，那一刻，身体拉直了，脸也仰着，露出笑容。
抄写生字或做算术题的时候，课堂就活跃起来。你借我的橡皮，我看看你的答案。有人还从家里带了大菜刀来削铅笔。妇女们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很自然地形成了几个小组。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绝大部分都是亲戚。原来的坝宜寨子是在红水河的一条支流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里面的9个姓氏：王、卢、龙、黄、罗、陆、杨、岑和徐家，几百年来都是相互通婚，所以现在班上的学员几乎扯来扯去全部是亲戚。

2月16日（周一）下午
姐姐岑加门把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她家男人教过书，很高兴她能读书认字。她的目标是能自己出门做生意，能看懂儿子留的字条。
延续更多的是过去的仪式。
在边阳4天时间，我只是在岑加门岑加庆这两姐妹家转悠，就看见了她们的公公卢逢春主持的3回法事。
“我公公原来是教书的，”岑加庆有点骄傲地说。70年代的时候坝宜村民组曾经有过一个教学点，64岁的卢逢春掰着指头算，从1975年到1984年这个教学点并到村小，他一共教了9年书，那时侯是三十多四十来岁。这些年卢逢春就做了阴阳先生。
在原来的村子里，有十多个人会阴阳，除了村里的干部，这些能看地占卦还能把经文抄誊下来的人就是最有文化的了。但是搬迁到这里的人家中，就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个”，“人少了，只能做安龙家、添粮补寿的小教，不能做大教，做度王、念经、改路至少要5个人。”
前天卢逢春刚刚给自己家做过“安龙家”的法事。按照卢逢春的说法，因为这个老院子供奉的一直是人家的祖先，所以每到过年，卢家都要很隆重地做法事，把别人家的祖先请出去，再把卢家的祖先请进来。昨天他又给王小养家做“求财神路”。
今天黄建琴家做“添粮补寿”的法事，还是卢逢春主持，锣啊钹啊一直“锵锵哐哐”地响着，据说要唱整整一天一晚。黄建琴说，他们搬到城里来以后，老人家总是吃不下饭，感觉浑身没力气，去医院花了上百元钱也没看好，所以要给她“添点粮食”。
岑加庆的姐姐岑加门住在隔壁，她正在和陆小家围着炉子烤火。她有点不高兴，眉头也皱着，但又觉得不好说什么。“闹得很，”她朝陆小家努努嘴，“我们家不信这个，我男的说是迷信。”
两个老师提醒我注意岑加门的原因是她功课最好，据说每次布置作业她都会自己多写两篇。我到她家翻开她的书时也吃了一惊，课程刚上了一半，整本课本上的练习题都已经做完了。
“做不起的，我家那个可以给我讲。”岑加门的男人现在在跑运输，以前当过民办教师。男人每天一大早就出车去帮别人拉货，她平时就在家里面做点家务，赶场天则出去做生意。
岑加门的短头发是搬过来的时候，她男人在家里面用剪刀给她剪的，男式的那种，而其他的学员几乎都还是长头发。岑加门穿的也比较赶潮流，牛仔夹克里面是一件红色的金丝毛线的毛衣，领子很高，完全遮住了脖颈。
岑加门觉得，上课的好处是可以学会说普通话，还“会看儿子的条子”。
11岁的儿子在读三年级。有一次她赶场回来，到处都找不到儿子，后来在沙发上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些字，但是她看不懂。等到晚上天都黑了，男人回来看了条子，她才明白那上面的意思：“我去同学家了，晚上回来。”
“崽崽讨厌得很，我问他作业做没，他说，你是文盲，我不跟你说！”
岑加门很委屈，“我能算，就是写不出来。”一结婚，岑加门就开始大着胆子把自己喂的猪牵到乡场上去卖，后来又跟着别人学收瓶瓶罐罐卖，等2002年搬迁到镇上以后，岑加门开始卖红糖。她回到原来罗妥乡的村子里面收红糖，4角一斤收过来，然后在镇上批发卖一块钱一斤。一个场赶下来，卖三四百斤红糖能挣将近两百元。
班上的其他学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她这样泼辣。班上就7个人在乡里面的一个鞭炮厂上班，每个月能挣三四百元。更多的人就呆在家里面做做家务事，有的家里面困难得连煤都没法烧，大人小孩都要到附近山上去拣些木柴。
说起妹妹岑加庆，岑加门说，“周围都爱约她打牌，光晓得玩，不做事情！”

2月16日（周一）晚上
家庭健康课总是像一锅煮沸的水，下面不是嘿嘿嘿地笑，就是交头接耳地说小话。“害羞的知识”在发芽。一个妇女咕哝着说，“要让我家男的来上课，就好了。”
“翻到第16页———我们看第四课———《家庭可以帮助妇女了解自己的身体》。”
学员手上的书有两本，一本是语文数学合在一起的扫盲教材，另外一本就是大开本的家庭健康教材，名叫《好的健康从家庭开始》。里面不仅讲饮食营养搭配、家庭卫生和常见药品的知识，还专门讲女性的生理卫生知识、夫妻关系、计划生育和抚育幼儿的一些知识。
突然，下面“哄”的一声就闹开了……
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用手捂着脸，有的则一团团地嘀嘀咕咕个不停。每个人的笑声都很小，但因为所有人都在笑，课堂上就乱成了一团。
标题下面有一幅图画，是一个站在田野里的女孩。她一脸惊慌，手伸到背后，想遮住什么———白裙子上，有一团深色的污渍。
而后面一页还画着女性内生殖器的示意图。
“都是女人，这个没什么笑的。”事实上，罗老师也赶紧用书挡着脸，等书挪开的时候，脸上已经平静了。她转身到黑板上写下“月经”和“子宫”两个词。
“找到‘重要观点’没有———在图的右边———听我念———”
“第一，月经是女性自然的生理反应，月经血和鼻血一样是身体血液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第二，月经期要保持阴部干净，勤换卫生纸和卫生巾。第三，如果月经到期没来或一月来了两次，应该去看医生。”
讲台下面又是一阵躁动不安的声音。
“老师，我已经几个月没有月经了。”说话的是岑加庆。她还只有30岁呀！罗老师也有点不相信，“要是真的几个月没来月经，你还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
一个穿黑色小扁衣的中年妇女则咕哝着说，她上个月来了两次月经。罗老师的样子更加尴尬，“要不，你也到医院去看看。”
“她们觉得这些事情很害羞，在布依话里面，‘月经’这个词有‘脏东西’的意思。”下课以后往回走的路上，两个老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不要说她们，就是我母亲，一辈子都没用过卫生纸。”
“我家上面全部是姑娘，五个了，最后才生的儿，我最小那个妹的小名叫‘小甩’，就是差点被甩了。”如果不是在边阳中学当体育老师的父亲将她们几姊妹接到镇上读书，罗绂红觉得自己很可能就跟她现在教的这些妇女一样懵懂。
两个老师的判断是，“现在的内容还不算什么，等到了后面九课十课，书上还要讲防止性传染病啊，还有家庭暴力啊，到时候她们讨论得肯定还要更厉害。”
“家庭暴力那一章的书写得特别好，把暴力行为的原因和后果都分析得一清二楚，最好的是还教那些妇女怎么办，事先要有个安全计划，一打，就要有邻居啊长辈啊来劝，实在不行，就要带小娃出去躲一阵。反正不能白白给他打。”
事实上，我在关刀村另一个教学点听课的时候，女老师只是在讲“男女平等”的时候顺带讲到“男人不该打女人”，下面就有个盘着头发穿着深蓝色小扁衣的妇女一个劲地说，“咋不打？老师，我家那个，三天两头的，动手打得狠呢！”下课后几个妇女凑在一起还说，年前，邻村好像有个妇女就因为两口子动手打架气不过，就喝农药死了。
“老师，要让我家男的来上课，听听这些道理，就好了。”那个说自己经常被打的妇女大声地咕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