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9年4月16日刊

导读

口述：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玲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是我国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重要举措。我认为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突出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人权中的首要地位。该计划的第一个部分是提出了未来两年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的工作目标。生存权涵盖了从生命权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生存权同发展权不可分割。根据中国国情，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最重要的人权，是中国人权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困难群体。要消除贫困，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仅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需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先发展教育等。该计划不仅提出了落实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人权工作目标，《行动计划》还突出加强对农民权益、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的保障具体措施。

第二，《行动计划》全面规划了我国人权保障的发展蓝图，在强调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

第三，《行动计划》在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有大量的措施。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人身权是基本人权，禁止和惩治酷刑，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加强对人身权的保障，是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国已经建立了反酷刑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国刑法用7个罪名来惩治酷刑。刑讯逼供就是一种酷刑，但是在现实中刑讯逼供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这既有执法人员观念的问题，也有我们的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比如“口供至上”，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认为“被告席上无好人”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特别是当破案任务重、取证困难时，又要“限期破案”时，就可能导致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现象；我国未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有限沉默权等。这次《行动计划》提出要完善有关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提讯前后被羁押者体检的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将会起到遏制酷刑的作用。

第四，《行动计划》第四部分专门谈到了人权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人权政策中明确提出开展人权教育，特别是对公职人员尤其是公检法和城管等公职人员进行广泛的人权教育。通过教育促进人权，是联合国提出的人权战略。

人权教育对于形成人权文化、实现人权可作出根本性的贡献。推进人权教育是中央党校进入21世纪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取得了好的效果。2000年人权课正式列入中央党校培训部和进修部干部学员的必修课程，2003年，人权法专题进入法学在职领导干部研究生班的培训计划； 2004年人权法学列入中央党校学位研究生课表。让每一个人听到人权、知道人权，让每一个公职人员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塑造人权态度，意识到对于人权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本身也是提高各个政府部门人权意识和责任的一个过程。2004年“人权入宪”之后，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和官员是人权政策的决策者和人权实践的推进者。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宣告了我国未来人权发展的工作目标，使公职人员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自己手中权力的目的和界限。而对于公民来说知道自己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在表达权这一部分提到“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保障新闻媒体的上述权利，其实也就是在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公众的监督权。

在这一节里也提到了“学会、研究会要研究社会大众的呼声，基金会、公益性组织要反映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需求”，这些提法，实际上也是针对目前弱势群体在权利保障上面临一些新问题，他们的呼声太弱的现状，提出的新人权政策的新要求。在一个国家计划中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人权进步的切实表现。

总之，人权是衡量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我们这次制定人权行动计划，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为了让西方来看，是我们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做出的保障人权的一个新的举措，这必将把我国人权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