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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2月22日讯（记者 周群） 2月20日下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文革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案进行二审。该案的起因是，上诉人张红兵不服蚌埠市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下称固镇县文广局）关于其母亲方忠谋墓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决定。
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女，1926年出生，1949年2月参加解放军，任卫生员、护士，后转业，1965年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文革开始后，方忠谋的丈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戴高帽、挂黑牌的游街批斗，方忠谋多次被拉上陪斗，其女儿在红卫兵串联中病死。在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身患多种疾病的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
据张红兵回忆，1970年2月13夜晚，在家庭里对“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进行辩论时，方忠谋明确地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当夜，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随即被县军管组羁押，第二天被县革委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随后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被判处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杀害。
文革结束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被认定为冤案，方忠谋获平反昭雪。而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张红兵也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和忏悔。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并捧起一座土坟，作为方忠谋永久性墓地。
张红兵告诉财新记者，他是在保护墓地过程中萌生为其母亲墓地申请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想法的。他认为，如果将其母亲墓地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既可以使墓地得到保护，也是文革历史的一个见证。而这一努力，也是现已年近60岁的他，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深刻忏悔的行动之一。
张红兵于2011年8月分别向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固镇文广局提交《关于将方忠谋墓地（遇难地）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请书》，称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内重大历史事件，是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一处现代重要史迹。请求把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依法将其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8月29日，蚌埠固镇县文物管理局（隶属于固镇县文广局，下称固镇县文物局）做出书面回复，内容仅是告知申请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办理程序和条件。张红兵再次致函固镇文物局，在重申之前请求外，还建议将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当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并予以及时公布。
2011年9月，固镇县文物局再次回复，称经过现场调查和研究，认为方忠谋墓不具备《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的认定条件，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张红兵不服该认定决定，认为固镇县文物局没有认真调查，听取公众意见，上述认定决定也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向蚌埠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申请行政复议。2011年12月，蚌埠市文广局维持了固镇县文物局的认定。
之后，张红兵向固镇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固镇县文物局关于方忠谋墓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决定，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对此事做出决定。
同年5月，固镇县法院以“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没有证据证明其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故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固镇文广局的决定。
上述判决生效后，张红兵再次向固镇县文广局提出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同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办听证会，张红兵等方忠谋亲属也参加了此次听证会。
2012年8月，蚌埠固镇文广局作出书面回复称，经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不符合相关法规要求，认定方忠谋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张红兵不服，于2012年9月向固镇县法院再次起诉固镇文广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固镇广电局原决定并限期重新作出决定。
2012年11月30日，固镇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张红兵败诉。他不服一审判决，于同年12月向蚌埠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13年2月20日，该案二审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约两小时，张红兵和被上诉方代理律师出庭参加了庭审，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法庭未当庭宣判。■
陈宝成
张红兵的努力，只是民间拒绝遗忘“文革”记忆的典型之一。
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那场动荡心怀警惕。如果我们超越本案的法律层面，而上升到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无疑会有更全面的体认。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五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了定性：“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是那个特殊年代的过来人，并长期研究“文革”。在他看来，官方对“文革”的主流看法，多有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否定“文革”一直在官方主流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批以此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先后问世，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党内元老中不乏“文革”中挨整者，因此力主否定文革，谁为“文革”招魂，在当时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之后的情势渐有变化，官方对“文革”日渐有低调和淡化对待的趋势。1996年是“文革”爆发30周年，当时民间对“文革”的反思，已经开始受到官方的掣肘，至少是不受鼓励；此后传媒对文革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这种状况在2012年有所改变。在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出警告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与官方的情况相比，民间反思“文革”的呼声与行动虽规模有限，但一直持续至今。
1986年，世纪老人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警示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不过，这位世纪老人毕生都没有见到上述设想的实现，这也成了他最后的遗憾。
巴金的四川老乡樊建川，将上述“呼吁”付诸实践。他奔波数载，耗资数千万，打造了“文革艺术品陈列馆”。
与之遥相呼应，2005年元旦，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
与四川毗邻的重庆，1968年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市区20余处。随着岁月变迁，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在民间的呼吁和努力促动下，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梳理了三十多年来“文革”在舆论话语中的演变之后，丁东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中既有服务于统治需要的“史官传统”，也有坚持记录历史真相的“良史传统”；后者不会断裂，因为“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传之后世”。
张红兵的努力，是保存“文革”记忆的公民行动。对此丁东给予理解和同情：“判断一个物件是否属于文物，不能仅仅从时间上划界，而且还要考察其是否具备特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丁东以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安徽小岗村十八个按手印的文书为例说，张红兵的遭遇，实际上是公民个体保存记忆、反思“文革”的努力，而当地官方则抱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鸵鸟心态”。
他认为，作为文革遇难者的后人，张红兵申请将其先人坟墓作为文物加以保护，是其行使公民的正当权利；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由于思想和言论而被判处死刑的估计不超过千人。方忠谋案具有典型意义，更多的类似的个案还没有进入公共视野。
丁东说，民间保护“文革”记忆的努力，理应受到官方的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