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17期载 （记者 贺信）中国足坛打假反赌案进入第二波审判后，风云突变。4月24日，被控受贿172万元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当庭翻供，并称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

第二天，谢亚龙的辩护律师金晓光在《体坛周报》上发布公开信，披露了更多办案人员逼取口供的细节，并称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受到侵犯。

这是中国足坛打假反赌系列案审判开始以来，首次出现被告人以被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供述。该系列案审判工作始于2011年年底，首批接受审判的包括原足协副主席杨一民等足协官员及陆俊等足球裁判，之前的审判均按部就班，未有如此出乎预料的插曲。

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中国足球假、赌、黑”专案组通过新华社回应此事，称谢亚龙所说刑讯逼供问题并不存在，谢亚龙及其律师金晓光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推翻供述

2011年12月19日，足坛扫赌打假系列审判第一天，谢亚龙出现在央视的报道中。他留着短发，穿着马甲，面对镜头回忆了首次收钱的经过。

2006年8月，中超联赛第24轮，山东鲁能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当时山东鲁能只要拿下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就能在家门口提前获得联赛冠军。

据谢亚龙自述，赛前山东省体育局领导给他打电话，称“希望裁判公平公正”，实际上是希望足协官员提供帮助。谢亚龙向另一时任足协副主席南勇提示，要求在比赛中考虑裁判的公平问题。南勇答复称，“会安排好的”。

南勇也在此次足坛打假反赌行动中“落马”。公诉机关指控他收受多家足球俱乐部和个人的人民币和手表、加油卡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近149万元。2012年4月25日，南勇在铁岭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

山东鲁能最终击败北京国安，提前六轮获得当年的中超冠军。此后，谢亚龙收到了来自山东鲁能的20万元好处费。他在央视的采访中谈到了自己对这笔钱的理解：当时鲁能是考虑到自己的职位和权力，希望以此为由头，以后得到更多的关照。

被告人在案件开庭前，通过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方式公开认罪，似乎是足坛扫赌打假系列案侦诉和审判以来的规定动作。面对央视镜头公开回忆收钱经过、忏悔受贿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包括裁判陆俊、张健强，足协官员南勇、杨一民等多人。涉案主要人物几乎悉数出场，个别人面对电视镜头甚至痛哭流涕。

时隔不到半年，2012年4月24日的庭审中，谢亚龙改变了说法。其辩护律师金晓光在休庭后公开向媒体转述谢亚龙的说法，当时接受央视采访，是遭受刑讯逼供不得已才说的。所谓20万元，对方提出过意向，但被谢亚龙拒绝。

公诉机关对谢亚龙的受贿指控共有12项，他当庭否认了其中8项，这些否认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是指控事实无中生有；其二是有收钱事实，但性质判断与公诉机关有别，谢亚龙将其视为人情往来；其三是对方硬塞，谢亚龙碍于面子收下钱，但准备日后归还。

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介绍说，早在律师金晓光2011年7月首次会见谢亚龙时，后者就提到刑讯逼供问题，并表示一有机会就要翻供。公诉机关对此也有准备，当庭出示了公安、武警等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刑讯逼供不存在。

“刑讯”细节

谢亚龙自称被刑讯逼供的说法迅速引发舆论聚焦。4月25日，《体坛周报》全文刊登了其辩护律师金晓光的公开信，内容大致如下：

2010年9月3日，谢亚龙被专案组人员从国家体育总局带走，押上去沈阳的火车，妻子李益群也被专案组人员从家里带走。按照公开信的说法，专案组人员的暴力行为从火车上就开始了。办案人员先是辱骂谢亚龙，后者对此表示质疑，专案组某人员上来就是几个耳光。他们还将谢亚龙双手反铐，让其脸朝下趴在卧铺上。

公开信提到沈阳市一处进修学院招待所，几乎所有的刑讯逼供行为都发生在这里。专案组人员强迫谢亚龙坐在“老虎凳”上，轮番击打其胸部、背部，打他耳光。侦查人员还用冷水浇泼，甚至强行往谢亚龙嘴里塞电警棍。

按公开信所述，案件由公安机关移交检察机关后，刑讯逼供仍在继续，手段主要是不让睡觉等变相刑讯。

除此以外，公开信还说，专案组威胁谢亚龙：如果不招，就不放其患有尿毒症的妻子回家，正在准备出国留学的儿子也不能放行。

据信中所述，谢亚龙遭受逼供后专案组曾安排医生治疗。当时专案组总队长找谢亚龙谈话，发现后者耳朵不断流脓水，就找来一位中年大夫，谢亚龙上药后一周才好。

按照公开信的说法，刑讯逼供的目的是要达到办案指标。“专案组人员打到谢亚龙说了200多万元时，又说要实事求是。这样，谢亚龙又推翻了一些，谢亚龙告诉律师说他们目标是要上150万。”金晓光这样写道。

谢亚梅则告诉财新记者，最开始谢亚龙供述说自己收受过银行卡，侦查人员带着谢亚龙写的纸条找到其妻子李益群要求交出银行卡。因为其中很多信息是谢亚龙被逼无奈编造的，银行卡和他之前的供述对不上。此后办案人员接通电话，谢亚龙听见妻子在电话里哭，心软了立刻改口说收了现金。最后实际扣押的金额和指控金额无法相互印证。

针对公开信内容，专案组人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明确否认这些说法。办案人员向新华社记者出示了一份2010年9月16日下午14时10分，谢亚龙进入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结论一栏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上有谢亚龙签名。

囚徒困境

否认罪控的事情，在此前杨一民案中也发生过。与谢亚龙不同的是，杨一民没有提到刑讯逼供，否认时机也选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后。

杨一民案于2012年2月18日一审宣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20万元罚金。他的辩护律师王树静曾对财新记者透露，宣判当日，杨一民表示不会上诉，但签字同时，却对法官指天立誓，称有相当部分认定的受贿款他根本没有拿到。之所以一方面喊冤，一方面服判，是希望给检察院和法院留下认罪态度较好的印象。

在中国，相当多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面临和杨一民一样的困境。认罪态度好会被视为一种从轻情节，而供述反复，特别是当庭翻供，则意味着与司法机关对抗，往往会面临不利局面。

司法实践中，向被告人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是工作人员庭前“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些时候甚至要求律师配合做思想工作。如不积极配合，被告人有可能付出代价。事实上，新华社报道即引述一位参与诉讼的司法人员的话说：“在法庭上无理翻供，我们将取消对他们认罪态度良好的认定。”

另有一名参与这次足坛扫赌打假案件辩护的律师向财新记者透露说，他曾为其当事人据理力争，要求公诉机关取消其中一项受贿指控，双方谈话时颇有剑拔弩张的架势。“但是，这些工作只能在庭前、庭下完成，庭上公开冲突，未必对当事人有好处。”这位律师说。

事先达成妥协后再开庭审理案件，相关庭审即成为过场，这是中国刑事审判的常见的现象。而如果协商不成，提出刑讯逼供往往成为辩方在庭审时的主要爆发点。但众所周知，被告人很难就刑讯逼供举证。

2010年，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据新华社报道，当庭法官和公诉人要求谢亚龙提供遭遇刑讯逼供的证据时，谢亚龙表示，接受审讯时就他一个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公诉人询问谢亚龙为何不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讲清这些事实，谢亚龙表示，“我以为检察官也会打我，那时候就没有说这些。”

谢亚龙案的庭审从4月24日上午9时开始，持续至当晚21时30分左右结束。未当庭宣判，法官宣布休庭，将择日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