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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0年是大国崛起的历史，也是人的崛起的历史。我们在此梳理有关个人权利的恢复与提升的标志性的人和事，这同样是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不可磨灭的脚印。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承诺给人民的 “文明和幸福”
在语法中，“崛起”意味着一种向上攀爬的努力。让国民崛起，是新兴的共和国在那个朝气蓬勃的酝酿期，对全体公民以及历史所做的郑重承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的韶山话在1949年9月30日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是激动人心的。这是一种被压迫者摆脱压迫后的自豪感。毛泽东的论述里，强调中国人民是从自鸦片战争后的不幸历史中站起来。
回到60年前毛泽东目之所及的世界：全体公民即将打倒独裁政府、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屠杀与压迫。“站起来”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毛泽东说。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法律和政策。宪法给了国民谋取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新的婚姻法结束了中国女性因循了几千年的命运；1954年，山西省的农村妇女申纪兰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并很快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
即使以最苛刻的目光来审视，1949年之后，个体所分获的历史红利，都是不可以被抹杀的。
遇罗克的《出身论》
他以《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儿的智慧，喊出了被遮蔽的常识：人生而平等
回首33年前，那个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呐喊的瘦弱少年，在生理上，其实不过是一个年轻弟弟罢了。彼时遇罗克只有24岁，而我们的共和国17岁。
遇罗克是一个早熟的觉悟者。33年前，社会处在一片被阶级成分分裂和切割的癫狂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决定着每一个个体的政治命运。“红五类”抑或“黑五类”，这个新的种姓制度，造成了不亚于西方和印度种姓制度的人权危机。一个人出身的红与黑，决定了他（她）在读书、参军、就业、紧缺的生活资料分配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说。
这个理论的荒诞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荒诞的是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它的荒诞性，除了这个前资本家的后代，一个戴着眼镜的白皙少年。他以《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儿童所有的智慧，指出了一个普世的常识：人生而平等。
1970年，遇罗克为自己的坦率支付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挤满了沉默的理性的大多数。遇罗克的悲剧不在于他因说出了真理而导致的死，而在于他死亡之后，大面积的长久沉默。而正是后者，向我们彰示了人民崛起的艰难。
在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33年后，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开始贫富分化。今日，网络上流行一句谑语：“投胎是一门技术活。”它从另一个时空对遇罗克做了回应：人，从来没有生而平等过。
只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白，法律应该尽可能地消弭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去强化它。
电影《庐山恋》风靡
尝试为普通人花枝招展的欲望正名
且再次回到遇罗克的时代，那时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切割和分裂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政治出身”，它甚至包括艺术、教育、科技、价值观、服装乃至国民身处的整个世界。包括田头的“草”和“苗”。
而电影《庐山恋》的意义，恰在于对这种切割和分裂的另一种消弭和融化。
这部爱情加风光的小文艺片，借女主角之口喊出了：“I love you,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对湿漉漉的清晨的爱，意味着对过往的、孔武有力的革命式的爱的一种诀别。这部电影更伟大的地方在于它首次在银幕上出现了跨阶级的亲吻：
几十年后我们难以想象彼时“吻”的艰难。在张瑜（女主角扮演者）的回忆里，当导演提出吻戏时，整个片场都愣住了。导演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后，男女主角提出必须清场。一些闲杂人员离开了现场。
需要强调的是，那时的“吻戏”所突破的，不只是某一国的意识形态。全世界的道德民兵们都试图用自己的剪刀手清洁银幕。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也调侃过这一点。“导演说开始，在得到命令后，我飞快地在郭凯敏（男主角扮演者）脸颊上亲了一下，我发现不仅我脸红，小郭的脸也红得要命。”张瑜回忆道，“居然是一次通过，导演也没让再拍一遍，估计当时导演的压力也不小。”
而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庐山恋》尝试为中国人花枝招展的欲望正名。法国《汉堡晨报》记者马庭·库摩1976年曾来过中国。他回忆当时所见，中国人“穿着一样的灰黑色制服”，但《庐山恋》中的女主角更换穿了43套时装，这些时装都是依照当时欧洲时装杂志上最流行的款式定做的。
由此，中国人的服饰开启了一个时代，从《庐山恋》问世后，中国社会那个只穿着灰、黑、蓝色调的这一页历史似乎翻了过去。1983年12月，国家宣布布票停止使用，政府不再对人们的服饰设限，牛仔裤、蝙蝠衫、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再加“爆炸头”，成了1980年代时髦女青年常见的形象。
为“四人帮”辩护
江青有权利得到辩护，为其辩护，就是维护法律人所追求的法治
1980年的历史性审判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在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上，“四人帮”站成一排，江青双手抓住面前的铁栏杆，剪齐耳朵的头发仍然是黑的，但仅从照片看，她只是一个严厉、古板、个子不高的老太太；张春桥若有所思，斜望向一侧；姚文元微闭双眼，他是个谢顶、胖乎乎、面目不清的男人；而王洪文站得笔直，紧闭双唇，直视前方。
他们的辩护组组长张思之时年53岁。参加过远征军、被打为右派，又在北京垂杨柳中学教了7年书的张思之，在接到为“四人帮”辩护的组织安排时，内心颇有抵触。但作为一个职业的法学家，他明白，江青有权利得到辩护，为其辩护，就是维护自己所追求的法治。
见面后的交谈并不顺利，张思之被江青的“胡搅蛮缠”激得声音提高了八度，他不相信江青能和任何律师合作，加之自己感情上接受不了，双方一拍两散，江青选择自己为自己辩护。没有担任江青的律师，张思之曾觉得自己“逃过一劫”。
在“文革”期间，无数的“罪人”被拉出来，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脚。不要说辩护，任何同情“罪人”的行为都将被看做有罪。因此，这是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审判。四位受审者由法官宣告了他们的“罪行”，在审理过程中，张思之带领着律师们，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五位被告辩掉了7条大罪。
许多年后，张思之在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法学家后反省道：在江青拒绝自己担任律师后，自己不应该觉得“逃过一劫”。“就律师这个职业本身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他说，“我应该表现得更有耐心一些。”
个体户年广久
即使粗鄙如年广久，也有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
在争论、宣传、质疑、鼓吹织成的庞大喧嚣里，年广久的面孔是模糊的。但记者卢跃刚发现从年广久清晰的撒尿声中，可以给读者另一个真切的年广久。在和 记者谈着话的同时，年广久会顺手从房间的门后拿起痰盂，边释放自己体内的废液边扭头和记者继续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没有丝毫造作，认为 这一切都天经地义。
这是当时已经从一个个体户成长为著名企业家的年广久。1988年开始，卢跃刚发现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正在违法，“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但这里探讨的不是年广久的非法经营，而是他背后那个庞大的人群：“个体户”。个体户在最初是个贬义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 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他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开始练摊，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 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
在成为全国有名的富人之前，年广久因为追求财富而两次悲情。第一次是1963年，年广久在市场上贩鱼，说是投机倒把，给抓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第 二次是1966年，年广久贩卖板栗，又被说是牛鬼蛇神，再次被抓了，又被关了二十多天。最危险是在1982年，那时，年广久已经从一个瓜子小炒摊发展成雇 了一百多人的小工厂。舆论开始说年广久搞剥削。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发话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于是市委的人跟年广久说，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二十多年后，人们已经可以在更高的地方给年广久和其他的个体户们一个客观的评价：那些以次充优、制造假冒伪劣的恶行，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经营者内心的恶，而是因为他们当年和年轻的市场经济一样，才刚刚开始成长呢。
而年广久崛起的意义，也就凸现出来了。假设他的粗鄙、恶俗的性情是真实的，那么，即使粗鄙恶俗如年广久，也有追求自己财富的权利。
《顾准文集》出版
30年前，思想流向马桶；三十年后，思想结集出版。人类还应当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顾准文集》原本应该更厚一些。1970年代的某个夜晚，顾准和妻子汪璧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放在水里浸泡、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
把思想放在抽水马桶里排掉，是那个时代的隐喻。顾准的好友陈敏之详细回忆了这个隐秘的销毁过程，他们原本是打算用火烧的，但怕浓烈的烟味容易引起邻 居的注意和怀疑（思想的警察永远不只是在编的国家警察），所以选用了马桶。但纸张太多，马桶最终被堵塞，顾准和汪璧销毁“罪证”的罪名当然还是没有能逃 脱。
30年前，思想流向马桶；三十年后，思想结集出版。这是人民崛起的另一证据。
但在顾准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者的脆弱和思想本身的坚硬。思想者的脆弱在马桶的故事里可见一斑。但思想本身的坚硬，则贯穿于顾准整个的劳改过程。
劳改的原因，便是因为顾准犯了“思想错误”，1957年至1974年这17年，顾准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上。但在肉体的改造期间，思 想仍然表现出不安分的本能。彼时思考的是什么，部分通过马桶冲走了，就留下来的文本还原，那些思想本身，在那个时代中，可谓惊心动魄。
在商城劳改期间，顾准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
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那是一个连年广久贩鱼都要判刑的年代。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 与政改经验。在这段时间，他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治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 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
顾准为一个民族发出了预警。但代价是1965年初，他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并随后自杀。
晏阳初指出，人类还应当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而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后，人们才发现，在那些风雨如晦中，一个书生是如何自由地捍卫着自己内心的城池。而这种出自本能的自由，竟是如此地倔强。
孙志刚事件
公民在自己国土上的迁徙自由
2003年3月20日，孙禄松接到儿子孙志刚在武汉的一个女同学的电话，女孩在电话里期期艾艾了一会说，孙志刚被派出所抓去了，又送到收容站了，现在在医院，死了。
当天晚上，孙禄松平生第一次长途打车赶到武汉。又买了当晚的车票赶往广东。孙志刚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的指望。当年考上大学时，家里摆了9桌酒席，村里的支书都来了，其他乡亲也都来了。乡亲们还放了两场电影。但儿子突然就像电影收场一样，说没就没了。
孙禄松在火车上就哭个不停。有公安看见老孙哭，就问怎么回事，安慰老孙说，不会的，如果真是你儿子死了，公安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怎么会同学打电话？ 到广州后，老孙坐实了儿子的死讯。并且后来官方的调查回答了火车上好心乘警的质疑：警方参与制造了孙志刚之死，他们自然不会打电话通知孙禄松了。
孙的死亡履历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毕业；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 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年四至六月： 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民众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同年六月二十日：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余世存为孙志刚撰写墓志铭：“先生可谓一死而示万民耻，而替百姓罪。古人又说，死生亦大哉。孙志刚之死虽谓之夭，却可谓得其大，后人临墓祭祀，可解其中至痛者乎？”
只是，从遇罗克到孙志刚，公民权利的每一步前进竟然都如此地痛切。
厦门市民散步赶走PX
散步是为了遇到可以说服的市长
厦门人在2007年被谑称为“全国的散步冠军”。
基于对PX项目的恐慌，在流言中度过了炎热的5月之后，6月1日，大批市民以“散步”的名义上街聚集，手绑黄丝带反对PX项目。厦门政府被迫宣布缓建PX。
网络后来戏称2007年是“散步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市民，找到了一个和政府有效沟通的手段，散步。从厦门到上海，再到成都、 重庆，人们从自己的私密空间携手走出来，无声而大胆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利益诉求。这是一种让人动容的民间智慧，在这个将游行、示威依旧视为敏感 政治活动的社会，它的发明与创造为公民和政府的沟通，提供了另一个途径。
在过往的60年里，没有哪个事件能比“厦门人散步”更能体现“小国民的崛起”。这是一种现代公民的姿态，对于关联着自己生命安全的PX化工项目，他们不在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是任人做主，不是默默忍受，不是看别人起来反对，自己坐在一边等好处。想想遇罗克的孤独。
而政府也表现出了服膺公意的宪政精神。语云：散步是为了遇到可以说服的市长。而总理温家宝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是以，散步、并不断邂逅可以说服的市长，必然会使“散步”本身，成为一个社会的减压器。
重庆钉子户
宪法成了她的武器
吴苹和她家的房子越爬越高。到2007年3月，她们已经爬到了距离地面十多米的地方。十多米的距离，让吴苹和开发商以及政府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这不是《飞屋环游记》里的科幻场面。法院以及开发商的确希望吴苹和她的房子，像好莱坞动画片里的老钉子户一样飞走。也许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气球，两年后，她成了全国“最牛的钉子户”。
机器一天天掏下去，吴苹家周围被挖成一个10米多深的大坑，她家的二层小楼，孤零零地杵在坑里，犹如大海中的一支桅杆。
在两年断水断电的围困中，吴苹对自己权益表现出了罕见的坚持。宪法成了她的武器。在媒体的镜头前，她像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一样，高举着宪法。
正在走向民权时代的当下中国，这一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成为了一个有关土地和房屋产权问题的公共事件。
“钉子户”事件的最终和解，让钉子户吴苹、拆迁人都成为了获益者。而和解的前提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和基层法院，始终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理性，没有利用手中的强制权一硬到底，而是以积极斡旋、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对社会的关注进行正面回应。
让我们回到毛泽东60年前承诺给国民的文明和幸福，我们能看到政府60年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也看到了人民自己为自己的崛起，而迈出的那些深沉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