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计划“让世界理解中国做了什么”

 

——专访“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专家小组成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李云龙

 

 

南方周末2009年4月16日讯 “过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回顾在人权方面做了什么，现在是把计划拿出来，这对相关部门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公开发表了，大家都在等着检验你。”

 

 

“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公开发表了，大家都在等着检验你”

 

南方周末：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制定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李云龙：国新办发布这样一个计划，是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做了什么。过去我们跟西方在这方面的冲突，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两套语言体系，中国做的事情你说了以后，外国人看不懂，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现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工作跟国际人权的规范衔接起来。

 

人权计划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中国首次以人权为主题的综合性的政府规划文件出台了——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一举措被称为“是人权主流化的标志”。

 

参与起草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真正基于中国的人权发展需要的一个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把人权进程的要求摊在了桌面上，会对各政府部门形成直接的压力与推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把相关问题换套说法而已，通过这个行动计划本身，对内也是一个人权观念的宣传，包括在制定这个计划过程中，对各个部门在人权方面的工作也是一次触动，让他们把自己部门工作从人权角度重新检视一下。过去我们主要是回顾中国在人权方面做了什么，现在是在没做之前把先计划拿出来，这对相关部门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公开发表了，大家都在等着检验你。

 

发展人权是中国已经承诺要做的，并不是不想做或仅仅为了宣传，绝不是这样。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段路程，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

 

另外一个背景是，这也是联合国要求的。联合国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世界人权会议，在那个会上，提到了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合国相关部门很注意推动此事，跟中国也谈这个问题。

 

从1993年到现在，除了中国以外，现在有25个国家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美国、法国等国家都还没有。其它制定的国家诸如挪威、巴西、拉脱维亚等等，都比较简略，而我们的《行动计划》从内容上看，做的是非常严谨的。

 

 

南方周末：外界比较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计划的时间是两年，是否短了一些？

 

李云龙：这是为了跟各部门的“十一五”规划，因为之前各部门的“十一五”规划也是到2010年，如果《行动计划》自己单独搞一个“五年计划”，那各部委要单独制定措施来配合它，这就太麻烦了。

 

而现在定到2010年刚好可以和各个部委自己五年计划中的目标和内容同步。作为一个国家行动计划，时间不长的话更容易检验，比如明年底就可以检验。

 

我们的人权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第一份。以后很可能是个例行的计划。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这次《行动计划》是由五十多家相关部委单位以及众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一起参与起草的，起草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云龙：各个部委提供跟自己有关的关于人权方面的计划措施资料，然后由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参与本计划的起草制定工作。

 

南方周末：起草中有没有把可操作性放在重要位置？

 

李云龙：起草非常强调可操作性，是可以实行的计划。起草不能闭门造车，不管在国内能不能够实行。这不行，一定要可以落实。

 

在起草的过程中，凡是部委的相关既定计划中没有的措施，这个计划中就不会写。或者是部委已有的计划你给拔高，也不行。必须是已经确定要做的事，而且写完后返回相关部门，让它认可了的。

 

“官员和执法者，尤其要知道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它”

 

南方周末：各个部委之间有什么比较大的争议点吗？

 

李云龙：总的原则大家都清楚，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一些形式上，表述上，不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整个计划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相关人权公约的体例顺序来的，一个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个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方说第一章里工作权等表述，基本是按照它的权利目录走下来的。另行增加的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因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增加了“环境权利”，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也专门增加了。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部分，也是按照联合国的目录走的。只有后面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四个权利的表述是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提法，这里对应的是相关的民主政治权利。

 

南方周末：就你了解，各个部委们对人权问题的态度怎么样？

 

李云龙：19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比较陌生，当时很多工作是为了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

 

我们从1991年开始搞白皮书，到现在都十多年了，现在部委都很熟悉这个事情，他们的观念跟中国整个社会观念的进步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部分，相对之前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保障，很多目标不是很具体，为什么？

 

李云龙：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包括很多具体的指标量化指标，这个做起来也相对容易。比较困难的是公民政治权利保障，这一部分不太好量化。政治的发展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太容易把它做得在两年之内能够看出一个明显的进展，有一个可以衡量的计划。

 

比如说刑讯逼供，说今年检察院查出1000起，明年要降低到500起，这样规定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一部分计划相对抽象一点，是表明我们是严禁刑讯逼供的，起到宣示和引导的作用。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行动计划》也专门提到了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教育？

 

李云龙：现在人权教育还是一个起步阶段，今后这方面可能要做得更多，尤其是对公职人员。这次也特别提到了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这些强力部门和城管这样的行政执法部门的人权教育。将来一个是立法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强化人权的内容。再就是人权教育，要让各个部门都认识到，国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人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有什么权利。管理者、官员、执法者，尤其要知道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它。

 

“怎么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中讲的是有序，有序不等于不去扩大，而是说要循序渐进”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在第二章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中，有大量的内容谈到了公民在司法方面的权利，比如说严禁刑讯逼供，慎用死刑，包括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等。

 

李云龙：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利。按照西方的人权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人权的核心。他们认为侵犯人权的主要来源就是国家，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这确实也是我们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

 

慎用死刑的问题我们提了好多年，包括将死刑复核权收到高院等等。死刑问题欧洲特别关注，他们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但对中国社会来说，我觉得死刑不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反倒是政府会觉得受了老百姓的压力不得不保留死刑，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南方周末：《行动计划》中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这一部分，像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正职干部的比例，50％的国家机关部委和省市地方政府部门要有女性领导，以及相关的少数民族政策等，是不是我们的重点？

 

李云龙：只能说都是我们人权保障工作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强调的还是人权发展全面推进，不是强调某一方面。国外有一种误解，说中国只注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个是不对的。中国社会保障人权是全方位的，一个时期解决的优先问题有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中讲的是有序，有序不等于不去扩大，而是说要循序渐进。但要是以社会秩序稳定为借口完全不去搞（公民政治参与），也是不对的，是违背十七大精神的。

 

另外，我觉得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国外一直理解得不够。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比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成功的。实际上你看西藏地区汉族和其它民族冲突也不多。在保障少数民族依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事务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都有很具体的做法。比如中央党校专门办了西藏班和新疆班，就是培养他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在当地干部中的结构是有保障的。

“在公民政治权利这一方面，中国的进步，外国人是体会不到的”

 

南方周末：为了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否会有新的配套措施？

 

李云龙：我们并不是给各个部委提出一套新的工作计划，而是在他们自己已有工作计划基础上。所以也不存在他们为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而提出配套措施的问题。

 

南方周末：最终落实情况的检查怎么进行？

 

李云龙：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既负责组织制定行动计划，也负责统筹协调本行动计划的执行、监督与评估工作。

 

南方周末：有人评价说 《行动计划》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一个回应？

 

李云龙：我们是在跟世界说明中国在人权方面准备做什么，而不是完全针对美国和西方。当然这里头有美国和西方的因素，因为他们对我们误解最多，这里头也有人权斗争的因素。但不是因为他批评了我们以后我们就要针对的做什么。我们还是按照中国对于人权发展的要求和目标的需要，按照中国自己的追求，来制定规划，走自己的路。

 

南方周末：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和政治方面的权利发展是不平衡平等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云龙：这是片面的。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这一方面，中国的进步，外国人是体会不到的。过去是什么状况，现在又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再也不会因为说几句对领导人不恭敬的话就被抓起来了。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几十年以来，这个社会到底在人权方面，在社会自由方面有没有进步？

 

197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还发表文章讲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那个时候提到人权都要在上面加引号，是：所谓“民主”、“人权”、“自由”。但那是30年前的事了。1991年发表《人权白皮书》，人权开始不是敏感词汇了。

 

从1990年代到现在，不到20年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了人权需要保护，人权需要发展，每个人都需要有人权的观念，这个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