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纪念82宪法30周年暨蔡定剑先生逝世二周年研讨会举行，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主办。

以下为研讨会媒体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研讨会上（图/陈宝成）

学者建议将司法独立纳入修宪议程

财新网11月27日讯（记者 任重远）现行《宪法》关于司法独立的表述并不科学，应该回归建国之初颁布的“五四宪法”，改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1月24日，在“纪念82宪法30周年暨蔡定剑先生逝世二周年研讨会”上，法学泰斗郭道晖、李步云、陈光中都表达了如上看法。
 

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首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中，相关表述则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认为，现行《宪法》126条的表述存在逻辑问题。当时之所以没有使用“不受任何机关干涉”等类似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害怕这将导致司法机关独立于党和人大。但在任何意义上，“干涉”都是负面概念，和“党的领导”、“人大监督”都不相同，本不应有此疑虑。
 

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郭道晖指出，现行《宪法》制定之初，恰逢文革刚刚结束，相关措辞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当时使用“公民个人”，主要是为了将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也包括在内，但现在主要是指老百姓不能干预。
 

而“社会团体”也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组织可以随便诬蔑和群众参政、群众审判。现在继续沿用，已经非常不妥，反而和言论自由、公民的参与权、公民的监督权相矛盾。
 

因此，郭道晖建议回归“五四宪法”的表述，公民可以发表对不公案件的意见、舆论媒体也可以提供观点，供法官自己把握。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法官的最高上司就是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奠基人陈光中也认为，要解决党的领导和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协调问题。
 

从中共十六大报告开始，中央就已经不断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陈光中看来，若想真正落实这点，党委和政法委就不能直接过问案件，除非极个别的涉及到国家大事和外事问题等。
 

陈光中还强调，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问题也不能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来负责，权力和财政保障都要上收，否则即便确立了“不干涉”的原则，也容易流于表面。
 

学界普遍预测，未来的一两年内，中国或将启动新一轮修宪。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宪政和司法独立问题等，都将成为广泛讨论的修宪焦点，并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凝聚成共识。■

王占阳：宪政改革至少还要五年

财新网11月27日讯（记者 任重远）真正意义的宪政改革，起点和突破口就是选举改革。这至少要到五年以后才会实施。11月24日，在“纪念82宪法30周年暨蔡定剑先生逝世二周年研讨会”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发表如上观点。
 

王占阳认为，人大改革、党内民主等，在理论上属于“新权威主义改革”范畴。它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之间无分时间上的先后，也没有因果关系。在此框架下，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各方面宪政民主要素也能有所实现。最终还是要进入宪政改革，以选举改革为基本特征。
 

例如在威权主义的情况下，表层的党政分开可以做到一些，就像之前的取消省农委，只保留一个省农业厅。但是最深层次的党政分开无法做到，因为严格的党政分开是宪政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其起点，这不是新权威主义改革阶段能够完成的任务。
 

他认为，在现有的框架下，对法治的推进主要基于一种自律。领导人出于善意、理性和行动能力认为应该按照法治来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律性法治。而宪政下的法治，以选举和权力受到制约为基础，则是一种他律性法治。
 

自律性法治可以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达到很高的程度，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办法同样奏效。在960万平方公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自顶层的权威逐级衰减，下面的权力也就越来越不受制约，很难有李光耀那样对于下面官员的控制力。
 

在王占阳看来，新权威主义改革自“十三大”开张，至今已经20来年，总体来说进展很不顺利。
 

王占阳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来看，实现初步宪政民主的条件已经具备。虽然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一夜之间实现变革并不可能。15到20年的时间内，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初步的宪政民主，就已经比较理想。届时，国家也就能够具备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