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说我知道的蔡老师的事情，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从这里吧。

一、克和蒙

蔡老师给儿子起名字叫克蒙，克的是什么，蒙的又是什么，我一直好奇。克蒙是我的挚友，我们本科时一起在北大法学院念书，他住我隔壁宿舍。克蒙本科毕业后去法国继续念书，我留在北大读研究生。走前，他说他父亲在北大的研究中心前一任助理快毕业了，需要一个新助理，问我是否愿意当。实际上，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但克蒙是了解我的关注和志趣的。我仔细考虑了一阵，答应了。

第一次见蔡老师是在北大一个会议上。蔡老师那时候总把自己安排得满满的，见我是在会议间期，第一句话是真对不起，开会时间太长，让我等久了。那天以后我成为了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的行政和研究助理，那是2009年3月。蔡老师向来把学生和助理看作家里人，我大大咧咧的，更因克蒙的关系，也不见外，管蔡老师叫老师，蔡老师夫人就叫阿姨。助理工作细碎，涉及学术研讨会的各种会务，还有账目的报销等。我干了一个月后，发现蔡老师比我们这些年轻人细致多了；再就是节俭，不浪费一分钱，把资源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上。

只是世事真难料。六月的一天，我和克蒙去驾校学车，发现他神色不对，又不肯说什么。后来还是忍着极大的悲痛告诉我，蔡老师体检，胃癌，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情况好的话能挺一年，若不好……我们默然无语，我说好人没好报吗？克蒙说，父亲很坚强，已经开始着手治疗，他还想看到他理想实现的那一天的中国。但说着说着，我们两个怎么也忍不住，都哭了出来。

克蒙就不想去法国留学了，他想在家里多承担些事情。但蔡老师不同意，“你在我眼前无所事事的，让我怎么好好养病。”

我知道克蒙那一年太不顺了。他是我们年级公认的最优秀的同学，家学渊源，成绩不消说，更有志于学，是搞学问的好材料；性格率真，直来直去，也是乃父之风，是位负责任的好班长，大家都打心眼里喜爱和佩服。便是逢家里变故，也一样的乐观坚强，只是小小年纪，脸上多了些沧桑，见到我时常感慨，说自己学业不精，很多问题想不透，说他如果有他爸一半的勤奋，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又说他如有他爸一半的坚强，现在也不是这样了。我说我不同意克蒙对自己的评价，但我万分知道蔡老师的勤奋和坚强。勤奋我是深有体会的，往往能收到他半夜一两点的邮件，期刊杂志上逢一周半月就能看到他新近的文章，就连生病这一年，还主编和撰写了三四本书，办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活动；而蔡老师的坚强，我是在他治病期间才慢慢了解的。

而且我更知道，蔡老师是很为儿子骄傲的，他从来不跟克蒙说而已。他们父子俩有很多一样的品格：克己，对自己要求甚高，至于苛刻；而又都是倔强的理想主义者，为国是思虑，对世人悲悯，承蒙的是最沉重而高远的抱负，那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的夫子之道，也是“天赋人权，生而自由”的现代意识。

实际上，克蒙克蒙，是父亲以儿子的名字，镌刻自己的恪守和理想，也是儿子以自己的品行，映衬着父亲的人格和追求。我想讲蔡老师从克蒙讲起，是好的。

二、菜和酒

我早听先前的同学说了，蔡老师喜欢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而且从来都是自己亲自下厨，做的菜味道那叫一个棒！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吃到。

“本来该我炒菜的，但是现在身体不太好，就没自己做。我们喝点黄酒吧，老家带回来的。”他这么跟我说。于是我们就喝一点，阿姨在旁边坐着，说：“你别多喝了，胃受不了”，蔡老师说：“就喝一杯，好吧？”于是蔡老师就只喝一杯。过一会儿阿姨吃完忙去了，蔡老师和我聊天，他就又倒上一点，可怜巴巴的舔舔，“再跟你喝一点，你小伙子可以多喝点”。我受了鼓舞，跟蔡老师东拉西扯的聊起来。

蔡老师的家是不大的，满是书和报刊，略显逼仄——第一次去时让我好生讶异，教授的生活也太不讲究了。我沿着书架仔细看这些书，多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律的。架上还有龙应台刚出的著作，看那光景是早就读完了。茶几上是近来的七八种报刊杂志摞成一摞，蔡老师总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捧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写东西。

说起酒，我又想起了反就业歧视记者培训班的事。蔡老师打算培训结束后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记者聚餐，自己从家中带了几瓶红酒。走前，阿姨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能让蔡老师喝，我唯唯诺诺，想我怎么好管束起老师来，见机行事吧。那天培训了一天，上午下午分别由不同的老师讲课，有劳动关系学院的老师林燕玲、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陆军、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蔡老师自己也上阵。各位记者对培训内容十分感兴趣，老师教的认真，学生学的起劲，课间课后围着老师们提问，问题一个接一个，富有思辨精神和理性判断，更饱含热情和关切。我看得出来，蔡老师为此特别高兴，精神也好起来，现出了好久不见的好气色。课后聚餐，果然没劝住，蔡老师高兴，“我们的记者都是最关注中国现实、最有志向的，我一定要跟大家喝一点。”我知道，那是发自内心的。

后来又一次培训活动，蔡老师没能亲自参加，马国川把我拉来，问起蔡老师近况，并托我给蔡老师带一本他新近著作《共和国部长访谈录》。我问他，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蔡老师。他说很简单，蔡老师人太好了。那一刻我又想起了炒菜和黄酒，我想是这样的。

三、理想和现实

蔡老师是坚硬的理想主义者，但他最懂现实。他曾当兵、治学、从政，后又弃官、游历、从教，多年的阅历，却没抹去脸上那真挚和热忱；他早年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与宪政，近两年出于理想和策略的双重考虑，在做反就业歧视和预算体制改革。

我的一个感受是，在实际事务的操作上，蔡老师因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而善于在制度的镣铐下舞蹈，往往能微妙的做成许多大事。比如，近些年，忧心于社会上用人单位的不良风气，蔡老师做起了反就业歧视的工作。与常规的思路不同，蔡老师从培训媒体着手：在2009年和2010年，蔡老师的两个研究中心与《南方周末》、《法制周末》等机构合作，每年招收2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向他们讲授反就业歧视的理论、方法和国外实践，并要求记者回去完成“作业”：每人写一两篇报道就业歧视的稿件。活动效果是明显的，由媒体主导，社会上在2009至2010年间形成了一股观念转变的小风潮。在社会各界的一起努力下，2010年初，国家取消了公民入学就业体检乙肝五项检查。

常在蔡老师身旁工作，能感到他朋友之广、友谊之深。这不是因为他善于交际或经营，而是因为他待人真诚，常急人之难。而这又给他提供了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不论是办学术研讨会还是培训班，我一打电话，对方无论是学者、官员、草根组织还是媒体，一听说是蔡老师邀请的，无不欣然前来。

因为真诚，蔡老师也宽容。有时候我们谈起学界的思潮、研究的进路，谈到一些思想“左转”的优秀学者，蔡老师也会感慨一番，“我们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只是不太谈观点了咯。”言语中透着无奈，但又说观点不同，志向却不一定相悖，只是各自为理想努力罢了。

四、最后的日子

最后一次和蔡老师谈话是10月23日的下午，那个周末我要出发去英国学习，我带师妹施睿见见蔡老师，我不在时施睿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急事。“我也要毕业了，我想也可以让她先见见您，让我俩有个比较充裕的交接和过渡期。”我说。蔡老师精神不错，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又说起了中心的历史，“咱们在北大的中心建的挺早的，办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最开始我还没有助理啊，总自己往北大跑。”“你做得还不错，就是自己学习和专业上的事太忙了，有些事情就没太让你去办。”现在想起，我又在庸庸碌碌忙些什么呢？

再去看蔡老师的时候就是11月19日了，前一天下午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那时我刚回国，克蒙也从法国匆匆回来了，我知道这不妙。在医院里，我趴在门口小心翼翼的远远的看蔡老师，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虽然他已经半昏迷了。

“还是别让蔡老师见到我为好，”我跟阿姨和克蒙说，“见到肯定又要想起工作的事情，要激动。我就远远的看好了。”于是我远远的看，蔡老师半眯着眼，斜躺在床上，脸上是倔强。我知道蔡老师最放不下什么，政法和北大两个研究中心的名字就寄托着他的关怀和事业，这时候不能让他再想这些影响他的情绪了。

退出房间，克蒙跟我说，他从法国回来那晚，趴在他父亲床边，蔡老师说，他现在连死的权利都没有。我自忖，权利啊，您为之奋斗一生，又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22日晨时，收到克蒙短信，蔡老师凌晨走了。我正在食堂吃包子，剩下的一口怎么也咽不下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

蔡老师，您刚知道自己生病时说，您本还想活到中国宪政建成那一天，您还想亲眼看一看、摸一摸中国的民主，但现在恐怕不成了。您说宪政民主是您这代人的使命，可是您完成不了了。即便您在生病以后仍然夜以继日的工作，还是完成不了了。即便连住院您都说不愿去，说在医院没法工作，也还是完成不了了。即便弥留时，医生说以这样的血氧含量，一般人只能扛三四个小时，而您以强大的求生意志坚持了一夜，也还是完成不了了。没有人能怪您。而您给儿子起了这个名字，总归是相信正义的事业会有后来人的吧？

那么，请您放心地走吧。

窗外缓缓飘下一片黄叶，在这死亡和悲恸中，坠落，悠远如箫声。

作者：刘庄

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