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为找工作，抽了7次血”

口述：小程

我是今年毕业的本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读的金融专业，现在苏州一家银行工作。

找工作，我一共体检了7次，抽了7次血。像做胸透，不是每次体检都需要，但抽血是必须的，一次都没少。

这7次体检，包括毕业时学校组织的一次。也没说做什么用，入校、离校都要体检一次，学校让做就做了，应聘时公司还让体检。

我应聘的单位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之类，6次都是这些公司要求做的。还好我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否则还要多抽几次。

有些同学体检次数少一点，因为一般在工作快定下来的时候才进入体检环节，一旦体检通过，也就定下来了。我面试的主要是银行，银行一般要考虑一个半月左右，我正好用这段时间，又面试了几家，所以体检次数比较多。

体检费用，有一些是自己承担，有一些是单位掏，像工商银行，就是我自己掏钱做的体检，一次大概不到100元；另外几家，是公司的人直接领着我们去他们指定的医院做体检，我没掏钱。

我倒不认为体检侵害了我的隐私权，可能因为我健康吧，我不怕体检，有些人像乙肝什么的怕体检。

我觉得，要不要取消体检，是一个博弈的问题。现在工作很难找，都是公司在挑人，我们这些应聘的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主动体检，向用人单位证明自己健康，那其他人都不得不做体检，否则公司肯定要那个有体检结果的人。

入职体检侵犯公民隐私权

新京报：舆论还在关注取消入职体检中的乙肝检测时，你却率先提出了直接取消入职体检，理由是什么？

蔡定剑：入职体检在我们国家是很盛行的，但是我打了个比方，法律禁止对人身体进行搜查，非法搜查身体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我们的体检却很盛行，其实体检是侵犯公民更隐秘的生理和自由，当然是对隐私权、人权严重的侵犯。

我们过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都认为理所当然。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学生给我看他满胳膊的针眼，一问情况，他最近在找工作，每个单位都要他体检，抽血。看了以后触目惊心，触动我呼吁取消入职体检。

你知道，在国外一般没有入职体检，不光入职体检没有，很多个人信息都是不允许在招聘中提问的，比如政治倾向、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年龄、婚姻状况，都不可以问，更不用说籍贯。

新京报：有些特殊的工作岗位是不是必须体检？

蔡定剑：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身体是个人隐私，是一种权利，那么，对权利的限制就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有条件，是什么呢？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会影响到公共利益，会引起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那么，身体检查是可以的。像从事食品生产的人如厨师、幼儿园、护理方面的人，需要体检，这对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是必要的；做飞行员，做军人和警察，需要体检，因为他要有一定的体格。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你凭什么检查人家？

现在体检有扩大的趋势，包括人的一些外表特征，像斑痕、六个指头、胎记等等都被排除了，非常不合理，必须从源头上禁止这种歧视。

新京报：有人会讲，我得查查你有没有艾滋病、乙肝，我怕你会影响到其他员工？

蔡定剑：艾滋病和乙肝，都被医学证明正常的工作交往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了对乙肝携带者进行检查。

新京报：有些单位的理由是，同事们跟他在一块工作感到不爽，这算不算正当的理由呢？

蔡定剑：你还可能看到长的不顺眼的人不爽呢，能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人家正当工作的权利吗？

不能以个人感情来限制人家的自由，你不爽，说明你应该改变观念，你原来觉得艾滋病是很可怕的，现在到改变观念的时候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艾滋病人握过手，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观念。这不是你爽不爽的事。

反就业歧视不损害企业自主权

新京报：有企业雇主会说，如果招进去一个身体存在问题的员工，假如工作不久就要解约的话，重新招聘的成本很高，而且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工作效率，这个理由是否成立？

蔡定剑：从雇主的角度来讲，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如果他是一个病人，毫无疑问肯定是不行的，病人也不可能去应聘工作。现在讨论的是，体检是要检查出某种潜在的疾病，但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疾病，你不能因为只是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排除某些人，这是不公平的。

另外，我们的医疗体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现在不是企业包办一切，而是社会统筹，员工生病不会给企业增加很大的负担。

再一个，企业也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否则企业可以借各种理由来挑选所谓他认为是健康的人，这样的话，企业的偏好带来社会不公正的代价就比较大了。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他可能更需要这份工作，如果我们所有企业把身体条件弱势的人排除在外的话，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好的。

新京报：有人会说，我招聘什么样的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是我企业的自主权，你禁止入职体检侵犯了我企业自主权，你怎么看？反就业歧视与企业自主权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蔡定剑：这是我们反就业歧视工作，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我们承认，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企业是有自主权的，没有自主权就缺少发展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就业机会的平等是平等权利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两者之间怎么来平衡？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自由权是很绝对的，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契约自由不受限制。但是到现代社会，特别是经历了经济危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福利社会和人权保障社会，到现在，契约自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一个就是受到了人权的限制，要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实现企业自主权。

明确这个以后，我们看在企业招聘过程中，首先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这个前提下企业有自由权，可以选择。反就业歧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企业可以以岗位的“客观需要”建立录用的标准，只要你的岗位客观需要这个条件，它就可以成为合理的理由，这也是非常尊重企业自主权的表现。当然，你这个客观需要，不能以性别、种族、阶层，像“文革”中的地主富农子弟作为区分标准。

而且，没有阶层划分，只能让企业更多更好地发现人才。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女很聪明，很能干，打掉这个政策，企业选拔人的机会更广，更宽了。

新京报：你是说，反就业歧视，反倒有利于企业发展？

蔡定剑：当然了，如果由过去习惯的标准区别对待，不给农村人机会，不给非党员机会，不给黑人机会，只会大大限制你自己选择的自由。

新京报：还有人说，金融危机来了，你们反就业歧视是不是应该放松一点，对企业的限制少一点？

蔡定剑：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我说过一句话，越是就业紧张的情况下，越应该反歧视。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比如说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我有一个蛋糕，如果有四个人分，我反而不需要大家有什么规则，因为大家都能吃到。但如果有100个人分这个蛋糕，你怎么办？如果没有规则大家就抢，就打架了，所以这时候你只能按照一个平等的标准来选。

呼吁建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新京报：你曾提到，选择人才的标准必须是基于岗位的“客观需要”，这个“客观需要”怎么判断？

蔡定剑：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差别待遇都是歧视，理论上，是否构成歧视取决于差别待遇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客观关系；实践中，还取决于法院或者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审查。

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荷兰的专家讲了一个案例：荷兰的图书馆和书店招聘，经常会有这样的广告，说我需要身高1.75米以上的人。这样的广告在国外被认为是性别歧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比男性普遍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是排除女性。但这个案件里，雇主的辩解理由是说，我没有歧视，我这是工作的客观需要，因为我的图书馆的架子很高，没有那么高的个子，上去取书不方便。

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后来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判雇主败诉，说你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加一个小板凳或加一个梯子，矮个子的人就可以同样有效地工作，而加一个小板凳或者小梯子对你雇主的代价不是太大，是合理的成本。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社会应该努力给每个人创造平等就业的机会，不能因为小小的客观条件，就拒绝给公民平等就业的机会。

新京报：咱们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建立类似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

蔡定剑：这是我们呼吁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新京报：法院可以来处理吗？

蔡定剑：法院不是解决这类纠纷最好的地方，法院有很高的司法成本。

新京报：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劳动仲裁委员会，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蔡定剑：很多就业歧视，发生在应聘过程中，还没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没办法申请劳动仲裁。

另外，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与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平机会一方面有很大预防和宣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不公开，一般也不需要律师，比较简单、快捷，跟劳动仲裁不太一样。